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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事件過去一周年了。這一事件對我個人來說具有很特殊的意義，去年那個時候我正在美國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我和美國人民一起經(jīng)歷了那個驚心動魄的時刻。當時我就在波士頓，甚至存在一種可能，成為恐怖事件犧牲品。因為在9月初的時候，我想去黃石公園旅游，打算參加秋季閉園前的最后一班旅行團。如果這樣的話，我就會在9月11日這天坐飛機從波士頓到洛杉磯，很有可能坐上那架撞上世貿大樓的聯(lián)合航空公司的航班。真是陰差陽錯，在最后辦理時那班旅行團名額滿了，于是就提前一班出發(fā)。正是在黃石公園的時候，我聽到了這一震驚世界的恐怖事件。

　　之后，我從洛杉磯回波士頓的時候，又恰巧搭上“9·11”之后波士頓羅根國際機場恢復開放的第一個航班?；氐讲ㄊ款D，正是早上6點多鐘，機場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歡迎儀式，當?shù)氐碾娨暸_全部出動，前來采訪。我突然感覺到，“9·11”之后，一切都改變了，在美國坐飛機，就像英雄一樣。

　　感恩節(jié)的時候我去紐約，盡管離“9·11”慘案已有兩個月，但現(xiàn)場仍是十分令人恐怖。這種沖擊感是你無法在電視和照片中能感受得到的。你會真切感受到，人類遭遇了一次巨大的創(chuàng)傷。這個創(chuàng)傷的傷口到今天還在繼續(xù)發(fā)痛。

　　如今全世界都在反思“9·11”，大家都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9·11”對整個世界究竟意味著什么？這使我想起了香港《二十一世紀》雜志在二十一世紀開始的時候（2000年）曾經(jīng)刊載的一組專題文章。其中，香港中文大學金觀濤教授在其文章中談到：一個新世紀的來臨，并不是以一個自然的時間為開始的，而是以某一個重大的事件為標志的。在他看來，二十世紀的開始的標志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那么二十一世紀開端的標志是什么？他當時沒有說。“9·11”以后，金教授給我打電話，對我說：“二十一世紀開始了。”聽了這句話，我同樣感到一種強烈的震撼。是否新的世紀并不會給人類帶來繁榮、和平、發(fā)展、富強，而是會帶來一種新的自相殘殺的恐怖？是否“9·11”意味著一個新世紀的惡兆？

　　的確，環(huán)顧四周我們可以看到，“9·11”以后的這一年世界并沒有變得太平，反是變得更加動蕩不安。阿富汗的戰(zhàn)爭、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間無休止的沖突，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人肉炸彈”……“9·11”的陰影繼續(xù)籠罩著整個人類。我們不得不從“9·11”事件的本身來反思，我們這個世界到底出了什么問題？為什么會發(fā)生這樣連綿不絕的恐怖主義和戰(zhàn)爭？這是我們今天需要討論與深思的問題。

　　“文明與野蠻的沖突”？

　　“9·11”以后，網(wǎng)上有一群中國知識分子發(fā)表宣言，宣稱“9·11”不是文明之間的沖突，而是文明與反文明、文明與野蠻的沖突，他們把“9·11”事件定性為對現(xiàn)代文明的挑戰(zhàn)。從譴責恐怖主義的角度來說，這樣一種思路是可以理解的。誰都不會同情恐怖主義，都贊同恐怖主義是對現(xiàn)代文明基本規(guī)則的一個挑戰(zhàn)。但是，對于以理性反思為己職的知識分子來說，不能僅僅局限在這樣一種政治家式的政治表態(tài)，我們不得不追問：為什么恐怖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在一個所謂全球化、文明普世化的世界里，依然能夠大行其道，這究竟是為什么？為什么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野蠻的本性卻隨著現(xiàn)代性在繼續(xù)蔓延，這又是為什么？難道真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惡總是與善在并行發(fā)展，同步增長？艾森斯塔特專門有一篇文章討論野蠻主義與現(xiàn)代性的關系，中文翻譯發(fā)表在《二十一世紀》2001年8月號上，他深刻地指出：野蠻主義不是前現(xiàn)代的遺跡和黑暗時代的殘余，而是現(xiàn)代性的內在品質，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性的陰暗面。野蠻主義有多種：暴力、侵略、戰(zhàn)爭和種族滅絕?？植乐髁x不過是其中的一種極端形式而已。

　　為什么會出現(xiàn)恐怖主義？是不是我們簡單把它定性為“野蠻”，問題就能解決？當時布什政府覺得恐怖主義的根源在本·拉登，在阿富汗?，F(xiàn)在我們可以看到，本·拉登所指揮的這個恐怖主義組織“alQaeda”基本上已經(jīng)被打得無還手之力，阿富汗也已改朝換代，不再成為恐怖主義的大本營。但是這個世界并不因此而太平，類似像“9·11”的慘案繼續(xù)發(fā)生在中東，發(fā)生在耶路撒冷。顯然，對付恐怖主義，并不是簡單地用戰(zhàn)爭、武力或道義譴責的方式就可以改變的，在當今世界有它深刻的淵源與溫床。如果溫床繼續(xù)存在，不管你道義或武力再強大，恐怖主義依然是殺不光、滅不絕的。因此，我們不得不從現(xiàn)代性的角度來討論恐怖主義的淵源。雖然從文明與反文明的角度來說，恐怖主義和現(xiàn)代性是一對沖突。然而正如艾森斯塔特所分析的，恐怖主義恰恰是現(xiàn)代性的產物，或者說是對現(xiàn)代性、全球化的一個絕望的反應。

　　在我看到的所有關于“9·11”的分析中，哈貝馬斯對“9·11”事件的判斷是最發(fā)人深省的。“9·11”以后不久，哈貝馬斯在接受“德國書業(yè)和平獎”的演講辭里深刻地指出，“9·11”事件“觸動了世俗社會深處一根宗教的神經(jīng)”。也就是說，這個世俗社會意味著全球化，整個現(xiàn)代化發(fā)展到了任何一個角落，不管你是什么民族、什么國家、什么部落，你是什么文化，你相信什么宗教，是一個什么樣的經(jīng)濟水準，現(xiàn)代化都極大地改變了你原來的社會生活、經(jīng)濟生活；它把資本主義化的消費主義意識形態(tài)、資本主義化的生產關系以及現(xiàn)代的人際關系帶到了世界各個角落，這與很多地區(qū)原有的宗教、生活方式發(fā)生了極大的沖突?，F(xiàn)代化的擁護者原以為現(xiàn)代化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但是，現(xiàn)代化無法解決一個很重要的人生問題：“人生的意義在哪里？”，這是現(xiàn)代性無法解決的。這一問題的答案，本來是宗教所提供的，另一方面，現(xiàn)代性也無法回應人們的一個集體認同的問題。整個全球化使得世界變得越來越單一化：大家看的是同一個好萊塢電影，享受的都是同一種生活，吃的是麥當勞，穿的是同一個名牌，但是這些東西并不能解決人的心靈深處的一個信仰問題，也無法解決他自身的認同問題。這些信仰、認同顯然無法從這樣一種普世化的世俗意識形態(tài)中尋找答案，它還得回到原來自身的文化傳統(tǒng)或者宗教傳統(tǒng)里尋找。在世俗化社會里，宗教問題不僅沒有被消解，而且越來越尖銳化。

　　韋伯曾說過：“現(xiàn)代化的過程就是一個除魅的過程。”這話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在一個現(xiàn)代性社會里，宗教、信仰不再成為一個問題，而應理解為在現(xiàn)代生活里，這些問題已經(jīng)被剔除到公共生活之外，完全成為私人的問題。你個人信仰什么，完全是你私人的選擇，公共生活并不給你提供標準的答案，問題在于，人生的意義個人是無法解決的，宗教的問題永遠是一個與公共生活有關的問題，但是現(xiàn)代性卻完全把它剔除在公共生活之外，這使得個人更處于某種孤獨、彷徨之中。他們要在公共生活、集體生活中重新尋找他們的依歸，所以，在世俗生活里宗教問題重新以另外一種形式日益尖銳化起來。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里專門講道：這幾十年來，整個世界宗教問題越來越突出，教徒在增長，其中，增長最大的是基督教徒和伊斯蘭教徒。確實，當今世界的很多沖突，它的背后如哈貝馬斯所說的——有一根“宗教的神經(jīng)”。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回過頭來看：為什么這些年來的沖突，特別是“9·11”事件，恐怖主義很多是源自于阿拉伯，有伊斯蘭文化的背景的？當然我很不贊成本·拉登把“9·11”的攻擊渲染為一場所謂伊斯蘭教對基督教的“圣戰(zhàn)”，布什一度與拉登同一腔調，把對阿富汗的戰(zhàn)爭宣稱為一場新的“十字軍東征”。我們無法把“9·11”對抗說成是兩種不同宗教之間或者兩種文明——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的對抗。因為我們知道，即使在伊斯蘭文明內部也很復雜，他們中絕大部分，除極端派、原教旨主義者外，都不贊成這樣一種恐怖主義方式。顯然恐怖主義并不能代表伊斯蘭文明。但是，恐怖主義的出現(xiàn)又是與文明沖突有著密切關系。

　　這方面我看到的最好的文章，是今年《二十一世紀》雜志二月號發(fā)表的法國籍伊朗學者霍斯羅哈瓦爾的《殉道者的新形式》一文。為什么在伊斯蘭文化中出現(xiàn)這樣一種“殉道”精神？為什么這么多人愿意以自己的肉身來完成一樁恐怖主義事件？有這么多人甘當“人肉炸彈”？我們發(fā)現(xiàn)，制造“9·11”的恐怖分子中的一些主要成員，很多人是富家出身，不是因為貧窮而起來“革命”。他們長期居住在歐洲或美國，都受過良好的西方教育，與西方人一樣享受著世界上最好的生活和安全和平的制度。這批按照世俗的理解都是很幸福、很幸運甚至很有成就感的年輕人，為什么會受到本·拉登的誘惑去干一件按照理性的行為來說不可思議的事情呢？顯然，我們無法用“瘋狂”、“失去理性”這些現(xiàn)代精神病學的簡單詞匯來描述他們。這位伊朗裔的學者分析說：對于很多絕望的“殉道者”來說，在現(xiàn)代性發(fā)生以前，他們的生活是很圓滿、充分的，他們生活在一個真主所庇護的世界。也許那時的生活不象現(xiàn)在這么富足，但是在真主的世界之中，他們能夠獲得一種有意義的生活。在阿拉伯世界被迫世俗化以后，原來的神圣的生活與世俗化的生活產生了很大的斷裂。尤其在整個世界范圍里、在強勢的西方文明的籠罩之下，伊斯蘭文化有意或無意地被描繪成一種傳統(tǒng)的或落后的生活方式。他們在這個世俗的世界里，不再有神圣感。富裕的生活并沒有使他們因此獲得自身精神的尊嚴，在面對外部世界的時候，不僅沒有享受到尊嚴，反而倍受屈辱。而且，原來神圣的宗教世界在世俗化沖擊之下，逐漸解體，變得異常復雜，無法支撐其個人的完整信念。在他們看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美國或以色列這些“惡魔”給伊斯蘭世界帶來了災難。在一種孤獨、無助、絕望的情境下，最后他們只能采用一種最傳統(tǒng)、最激烈的方式——“殉道”。“殉道”作為一種報復，其所獲得的結果是十分有限的，然而，他們無非是通過這樣一種極端的方式，通過自己有限的肉身，向真主證明自身的價值。所以，在這樣一種恐怖行為的背后有著某種神圣性。神圣性在世俗社會里對一部分有宗教情懷的人來說，反而愈加顯得需要，這是維系他們在現(xiàn)代世俗生活中最重要的生活元素。關于這一點我們中國人很難體會，因為中國人沒有宗教感。但是，在中東這樣一個有幾千年宗教傳統(tǒng)的地區(qū)來說，你很難想象一種沒有宗教的生活是多么不能忍受，即使這種生活是富裕的。

　　中東被描述為“文明沖突的斷層線”，在這里宗教之間的沖突表現(xiàn)得異常緊張。阿拉伯和猶太人之間糾纏了幾千年歷史的恩恩怨怨，我們很難用簡單的“是”與“非”來加以衡斷。這是一個宗教的世界，我們無法避開宗教來談他們之間的恩怨。我這樣說并不是意味著同情恐怖主義，而是只有真正認識到這一層，我們才能理解如何消除恐怖主義的根源。這個根源是與現(xiàn)代性聯(lián)系在一起的。現(xiàn)代性在造就整個世界的輝煌，特別是物質的輝煌的同時，也使得信仰、宗教的認同問題變得越來越尖銳。在這個意義上，“9·11”以后再回頭看亨廷頓前幾年的驚世駭俗的論斷“文明的沖突”時，已不是用簡單的批評就可以掩蓋起來的“狂言”。就像亨廷頓后來反復說明的，關于文明的沖突實際上是一個所謂關于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在他看來，世界總是處于一種沖突之中，在不同的時段里沖突的中軸線是不一樣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主要是歐洲范圍里民族國家的沖突；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中軸線變?yōu)槔鋺?zhàn)的意識形態(tài)的沖突，即所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兩大陣營的沖突。80年代末蘇東解體以后，怎樣來重新理解、解釋這個世界的政治？他們之間的沖突淵源在哪里？亨廷頓以他的睿智發(fā)現(xiàn)文明的沖突可能是今后主宰二十一世紀的主要沖突的淵源。當然這種赤裸裸的論調后來受到了很大的反彈，亨廷頓后來解釋說自己并不是要鼓吹文明沖突。“9·11”后他再三強調“9·11”事件不是文明沖突。他堅持這個預言是要提醒人們注意到文明沖突的威脅，我們需要文明之間的對話。不管我們的心靈多么善良，希望文明之間不應該或者不會有沖突，但是文明之間不同的宗教、文化由于對世界的不同理解會產生很多分歧。這些分歧如果與民族國家利益的沖突糾結在一起的話，會對整個世界帶來災難性的后果，這是我們無法回避的。因此我們對“9·11”事件的反思不能僅僅停留在一個簡單的所謂文明和野蠻之間的沖突，必須從文明深處來觀察它，從而才能真正地在文明的夾縫中間根除恐怖主義的根源問題。

　　西方基督教文明攜持著強大的西方世俗主義力量以及它的一套意識形態(tài)，在全世界獲得壓倒性優(yōu)勢。無論是它的主流語言——英語，還是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生活方式以及現(xiàn)代科層管理制度等都取得了壓倒性的地位，成為一種所謂普世化的力量。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其它的文明如何自處？如何自我保存？如何解決認同問題？這些問題如果沒有得到妥善的安排，如我剛才分析的，恐怖主義的淵源是不能消除的。

　　文明與文明之間存有著巨大的裂痕，在終極的價值上很多是不可通約的。當今世界的問題就在于整個世界的經(jīng)濟一體化、資訊一體化，但人們對世界的看法、對世界的觀察、對自身意義的理解的分歧卻越來越大。在歷史的表層，世界像網(wǎng)絡一般結合在一起，但是在深層之間，彼此間有著不同的“根”，這些根與根之間沒有關聯(lián)，甚至互相很陌生，沒有基本的對話。缺乏對話的因素很多，語言的隔閡、文化的隔閡、對世界的不同理解以及各種東方主義、西方主義的偏見。二十一世紀比起過去任何一個時代，不同地區(qū)的人們之間彼此更需要連接在一起。比如中美之間的依賴，從來沒有像現(xiàn)在這樣緊密。中國離不開美國，譬如我們的IT技術無法離開美國，如果沒有美國的軟件、硬件，中國可能是另外一種生活方式；同樣美國也離不開中國，美國一家媒體報道，如果沒有中國，圣誕節(jié)美國人都要“光屁股”了，他們身上穿的衣服都是“MadeinChina”。但與此同時，不同文明之間的缺乏真正的理解也是驚人的。我們無法理解其它文明，其它的文明也無法理解我們，換言之，文明之間缺乏對話和溝通。如何從文明間的沖突慢慢走向文明間的對話，這對我們解決恐怖主義的淵源，消除在現(xiàn)代世俗生活中因為意義、尊嚴的匱乏而產生的極端行為是十分緊要的?？上У氖牵瘎∵^了整整一年，人們——特別是政客們——對這一問題遠遠缺乏認識，尤其是主宰著當今世界的美國。

　　在冷戰(zhàn)時期的意識形態(tài)沖突終結之后，世界的沖突是多根源的，既有東西方之間的文明的沖突，也有“新左派”特別強調的南北沖突——窮與富之間的沖突，而民族國家利益的沖突、多民族國家內部的民族與民族、部落與部落的沖突等也依然存在。文明的沖突、南北沖突與民族國家之間的沖突糾纏在一起，使問題更加復雜化。我們只能針對每一種沖突來具體梳理其原因。在冷戰(zhàn)時期，在意識形態(tài)沖突的掩蔽下，文明沖突還不突出，甚至不為人們所普遍重視。90年代以后，文明沖突日益凸現(xiàn)出來，它不僅是當代國際政治的現(xiàn)實，也成為某種關于世界政治的意識形態(tài)。文明之間有沖突，這是事實，但這并不構成這個世界的宿命，更不能用這樣的思路來制定各種復仇的國家策略和恐怖計劃。我們以下將談到，文明之間在終極價值上，可能是不可通約的，但在最底線的實踐倫理規(guī)范上，是有可能達成共識的。而只要在這個層面上有最起碼的一致，文明之間的沖突，就會被納入到一種規(guī)范的秩序之中。而要做到基本共識，首先需要的是對話。這些年，關于文明的對話，全世界很多有識之士做了許多工作。聯(lián)合國把2001年命名為“世界文明對話年”。哈佛大學的杜維明教授就代表儒家文明，參加了聯(lián)合國文明對話的核心小組會議。我到聯(lián)合國大廈參觀時，就看到一塊大幅宣傳，上面用世界上各種語言和文字，表明了一個大家都愿意遵守的最低倫理準則：中文用的是孔老夫子那句名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所謂的“恕”道。相應地，孔子還有一個“忠”道：“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但孔子的這條“忠”道只能作為文明內部的道德原則，不能作為文明之間的共同底線，否則的話，大家都以為自己所代表的是神的意志，是絕對真理，并且以傳道士的熱忱推廣到整個世界，世界上的文明沖突將永無盡日！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雖然是消極的，但更具有普遍性，能夠為幾乎所有的高級宗教和文明所接受，也是它們的重疊共識。上個月，我到普陀山去度假，將這個故事告訴一位飽讀佛教經(jīng)典的大法師。第二天他見到我，很興奮地說，在佛教經(jīng)典中也有這樣的思想，他翻開一本佛經(jīng)，一字一句地讀給我聽：“非己所安，不加于物”?？梢?，聯(lián)合國將這一條作為文明對話的基點，焉有深意也。

　　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恰恰就在這個“文明對話年”，發(fā)生了“9·11”事件。“9·11”雖然不是文明的沖突，但顯然有文明沖突的背景。因而，文明的對話顯得越來越重要。

　　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

　　現(xiàn)代化已有三四百年的歷史，每個政治共同體內部在理性化，但不同的共同體之間卻依然是不理性的，世界秩序的非理性是任何時代所不能比擬的。二十世紀是人類科技發(fā)展最大、財富積累最快的世紀，但同時也是歷史上最殘暴的世紀。二十世紀是最光明的世紀，也是最黑暗的世紀。這個世界究竟出了什么問題？問題在哪里？雖然這個世界用福山的話來說，“歷史已經(jīng)終結”，意識形態(tài)問題已經(jīng)解決，然而人們卻仍然面對著一系列嚴峻的危機。支配整個世界的仍然是霍布斯所描繪的“叢林的規(guī)則”——弱肉強食，生存競爭。這個世界并沒有理性。雖然有聯(lián)合國，有各種人權宣言，但缺乏有效的約束性建制。為什么會如此呢？這恐怕與當今國際政治中“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普遍法則有關。

　　現(xiàn)代國際關系的基本模式是從歐洲開始的，現(xiàn)代性的發(fā)生與民族國家的出現(xiàn)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F(xiàn)代性的分化，使整個歐洲出現(xiàn)了大大小小的民族國家，歐洲不再是一個基督教的信仰共同體，人們開始以各自的族群、語言以及文化分裂成不同的民族國家。在民族國家之間，國家主權成為一個至上的原則。這一原則與自由主義在民族國家內部所主張的個人權利至上的原則是一致的。在權利自由主義的構想中，個人權利是一種不證自明的自然權利，國家之所以有必要，是為了更好地保障個人的利益。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國家，無非是個人利益的總和，同樣，在對外關系上，國家利益像私人利益一樣也是至上的，它不承認比它有更高的原則，就像在民族國家內部個人利益是最高的，他們不承認比個人利益更高的公共利益。我們可以看到所謂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實際上是個人利益至上原則在國際關系中的放大與復制。圍繞著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彼此間建立一套規(guī)范。這樣一套原則已成為國際關系法的一個普遍準則，但這一準則是否是無限的和絕對的呢？這是我們今天需要反思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都從歐洲內部發(fā)生，兩次大戰(zhàn)的起因都與民族國家的沖突有關，都與利益至上有關。當今世界的很多沖突，如“文明的沖突”，很大部分都是以民族國家沖突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

　　今天，世界越來越成為“地球村”。除每個人的個人利益外，大家還有著公共利益。這一公共利益是無法否認的，按照自由主義關于市場的理想狀態(tài)，認為只要有了一套健全的市場規(guī)則，自然會有“看不見的手”來調節(jié)個人利益。推廣到在國際關系方面，好像也只要有了一套規(guī)則，可以調節(jié)不同國家之間的利益。但是整個二十世紀的災難一直到最近的“9·11”事件，我們都可以發(fā)現(xiàn)這只“看不見的手”并不能發(fā)揮作用。如果每個國家只追求自身的國家利益的話，這個世界將永無寧日。經(jīng)濟學的“囚徒困境”證明了，假使大家只追求各自的利益，最后所能達到的，并非是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每個人都考慮到公共利益，反而有可能實現(xiàn)各自利益的最大化。這就是“合作要比不合作好”的道理。在國際關系中，也是這樣。既然大家都在地球這個“諾亞方舟”里，就有很多共同的利益，這就要求每個國家放棄一部分、特別是次要的國家利益來照顧和維護全球的公共利益，這樣才有建構安全與秩序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