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字換社保：法國高福利制度“陷阱”
發(fā)稿時間：2022-04-08 11:18:24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袁雪
在法國，對福利制度的改革似乎形成“誰改革，誰下臺”的政治規(guī)矩。
1995年，希拉克上臺伊始，提出社會保障拯救計劃。但政府的設想還未付諸實施，就引發(fā)了一場全國規(guī)模的抗議浪潮，許多改革計劃被迫中止。
1997年，希拉克解散議會，提前舉行立法選舉，企圖強制推行改革。但選舉前，關于希拉克將在選舉獲勝后大幅削減福利經費、推行強硬改革路線的消息不脛而走，引起大批福利制度受益人的恐慌，結果左翼在選舉中獲勝，希拉克擬議中的改革尚未實施就胎死腹中。
正是在這種“政治詛咒”下，2012年法國大選幾乎無人提及對福利制度的深刻改革，僅爭論細枝末節(jié)，而回避真正的問題。
法國“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覆蓋全國99%的人，并且條分縷析覆蓋各個特定人群，由此造成的相互之間的“攀比”，也拉高了政府支付社會福利的成本；但如果不攀比，則又容易造成社會階層的分裂。
在高昂的福利支出面前，過去35年來，法國從未實現(xiàn)過預算盈余或平衡。有如養(yǎng)老金赤字已經成為法國政府的一大痛處。
由此，主要候選人薩科齊和奧朗德在經濟上是緊縮還是刺激的分歧，被大選舞臺上的聚光燈照著，分外顯眼。選民開始了“站隊”。
少人問津的福利制度
平等觀念恐怕在法國體現(xiàn)得最為突出。法國福利制度的核心理念是在生活順利時，所有公民都可享受到同等的、高質量的公共服務，例如教育和醫(yī)療；而在境況不好時，則可獲得必要的幫助以維持體面的生活，例如對失業(yè)的保障。
“在養(yǎng)老、醫(yī)療、家庭補助等方面，法國可以說是最為慷慨的國家”，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專攻福利制度的研究主任阿蘭·特拉努瓦（Alain Trannoy）稱。
特別是在醫(yī)療保險方面，不僅領薪者本人可享受，其配偶、子女及其贍養(yǎng)的老人也都能享受，這種連帶關系使醫(yī)保覆蓋了全體社會成員。但正是這種平等觀念，一旦對福利制度進行改革就會對社會沖擊巨大。
對退休年齡的爭論，是大選中唯一牽扯到福利制度問題?，F(xiàn)任總統(tǒng)薩科齊在5年前承諾進行改革，但直到任期將要結束，才最終將法國的退休年齡從60歲升至62歲，在其間他抵住了多次百萬人游行抗議的壓力。
中左翼的奧朗德反而對不受歡迎的62歲退休制提出挑戰(zhàn)，稱連續(xù)工作41年者可以在60歲退休，其他退休條例還可以商榷。
即使如此，經合組織（OECD）的法國經濟專家巴拉日·埃格特（Balazs Egert）認為當下的討論有些枉然。“應該將退休年齡與壽命長度的變化掛鉤，就不需要每5年就爭論一下是否需要提高退休年齡。”
實際上，養(yǎng)老金的赤字已經是法國政府赤字的一個重頭。養(yǎng)老金的赤字已經達到100億歐元，這些全部都由政府發(fā)行債券來填補漏洞。
OECD的埃格特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最好是將退休年齡與法國人的壽命長度自動關聯(lián)，這將是一種“自然的過渡”。
對于社會福利來說，除了其可持續(xù)性，對人的激勵設計也同樣重要。在法國，年齡在50歲以下的勞動力失業(yè)后可領取2年的失業(yè)保障；50歲以上則可領取3年的保障。
盡管這種機制不至于讓人因失業(yè)而窮困潦倒，但卻沒有任何機制幫助失業(yè)的人提高其工作技能，擺脫在社會經濟底層的命運。這也部分造成社會階層的分裂。
誰來為高福利買單
優(yōu)厚保障的背后是資金的支持。法國的福利保障一方面由企業(yè)和個人繳納，一方面靠公共支出支撐，這兩部分都對法國的經濟造成消極影響。
在企業(yè)和個人繳納方面，醫(yī)療保險和福利費用等非薪資勞工成本占到總成本的49%，比德國的28%幾乎高一倍，“這直接導致了法國的人力成本在世界上也是非常高的”，阿蘭·特拉努瓦說，“這本應該是此次大選最急迫考慮的問題，但是很遺憾，沒有候選人對此寄予重視。”
從1999年至2010年，德國單位勞工成本僅上升2%，而法國的升幅超過20%，這是因為法國通過促使薪資上升以刺激國內需求。2000年，法國每小時的人力成本比德國低8%，而今天則要比德國高出10%，德國聯(lián)邦統(tǒng)計局稱，2010年國內時薪平均為29.20歐元，比法國低12%。
這直接造成法國自2000年就開始一直為經常賬戶逆差，而在1990年代一直是保持順差，在法國2011年貿易逆差達到696億歐元，較2010年515億歐元的逆差大幅擴大，為歷史最高值。
歐洲有兩種典型的社會保障模式，一種是俾斯麥創(chuàng)立的德國模式，另一種是英國模式。德國模式以職業(yè)義務保險為基礎，只有就業(yè)者及其親屬方可享受，資金來源主要為按工資比例計征的分攤金；英國模式則面向全體公民，所需資金來自國家稅收，由國家統(tǒng)一管理，人人均可享受。
法國模式既有德國模式的經驗， 又汲取了英國模式的某些特點，資金部分來自國家稅收，另一部分來自雇主和領薪者繳納的分攤金。
這造成一方面企業(yè)和個人的賦稅比例過高，削弱企業(yè)投資和個人消費的熱情。據KP摩根統(tǒng)計，法國對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個人賦稅比例要超過英國、丹麥和瑞典。
法國的大公司在進行產業(yè)轉移時呈現(xiàn)出與德國不同的路徑：法國往往將整個生產線轉移至低成本地區(qū)，而德國則部分轉移生產鏈，研發(fā)、企業(yè)策略和高附加值的部門仍留在德國。例如位列世界500強的法國企業(yè)施耐德每年僅有8%的營業(yè)額發(fā)生在法國本土。
埃格特分析稱這與法國的人力成本和賦稅負擔過大有關。而更令他擔憂的是，法國中小企業(yè)的稅收負擔還要大于這些大企業(yè)，“大企業(yè)可以通過將業(yè)務轉移至國外，或者優(yōu)化納稅結構相對減少交稅的數額”。
另一方面，在過去35年來，法國從未實現(xiàn)過預算盈余或平衡。由于在經濟危機期間推出大規(guī)模經濟刺激計劃，預算赤字在近年來飆升至GDP的5.2%。
“這樣的赤字規(guī)模由兩方面原因造成，要么就是稅率過低，要么是支出過高，但法國稅收水平已經很高，所以問題可能出在支出方面”， 埃格特稱。法國的公共支出占GDP的56%，遠高于OECD國家43%的平均水平，甚至比福利條件最好的瑞典還要高出6個百分點。
OECD就此給出的建議是，法國應該建立一套系統(tǒng)審視公共支出的效率和效果的機制，例如如何保持醫(yī)療福利的高水平服務，但同時加強其支出的效率。
一方面是企業(yè)賦稅過高，導致競爭力喪失，另一方面又是公共支出高漲，埃格特和特拉努瓦開出了相似的解藥：轉向英國模式，減少企業(yè)和個人繳納的負擔，增加對經濟增長影響較小的稅收渠道，“優(yōu)先考慮環(huán)境稅和財產稅，增值稅次之”， 埃格特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