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應增加對歐洲的關切
發(fā)稿時間：2012-05-03 00:00:00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王爾德
對歐債危機，鄭永年并不悲觀。“歐債危機的出現(xiàn)，是資本主義系統(tǒng)性和結構性矛盾的結果，因此也需要強政府的系統(tǒng)性解決方案。”鄭永年對本報記者強調，“盡管目前歐洲各國難以出現(xiàn)強政府，但從長期來看，形勢比人強，最終會逼出強政府。”
中國也難以置身事外。“如果歐盟解體，對中國也會造成重大損失。”鄭永年強調，過去中國與歐洲由于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關系，所以對歐洲關注不多，但今天隨著中國的崛起，中歐之間的地緣政治關系開始變化，因此中國應該增加對歐洲的關切。
歐債危機是經濟結構失衡的產物
《21世紀》：您認為，歐洲為什么會發(fā)生債務危機？
鄭永年（新加坡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無論是美國的金融危機，還是歐洲的債務危機，首先是世界經濟結構失衡的產物，這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思潮的崛起有關。冷戰(zhàn)結束后，新自由主義很快就發(fā)展到世界經濟領域，主要是對經濟全球化的理想化，過度理想地認為全球化會形成一種完美的國際勞動分工，各國可以借其“比較優(yōu)勢”來促進無限的經濟發(fā)展和財富的積累。“看不見的手”和“比較優(yōu)勢”是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主導下，西方各國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經濟結構失衡的道路。
具體來說，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首先是，產業(yè)轉移所造成的不同產業(yè)之間的失衡。冷戰(zhàn)結束后，很多歐洲國家加快了產業(yè)的轉移，把大量的低附加值產業(yè)轉移到發(fā)展中國家，一些西方國家（尤其是英國）甚至大膽地放棄了大部分制造業(yè)，而轉向了高附加值的服務業(yè)。這就導致了制造業(yè)和服務業(yè)之間失衡，在服務業(yè)中過分側重于金融領域。
按理說，產業(yè)轉移的目標是產業(yè)升級，產業(yè)升級既可以在同一產業(yè)鏈上升級，即通過增加技術的含量來增加附加值，也可以通過把附加值低的產業(yè)轉移到其他國家而發(fā)展新產業(yè)來追求附加值。但不少歐洲國家在沒有找到新興產業(yè)的時候，就把一些已有的產業(yè)轉移了出去。產業(yè)的轉移必然影響到就業(yè)，而就業(yè)又轉而影響消費和政府財政等方面。這次危機表明，凡是制造業(yè)仍然領先的國家（如德國），受危機的影響就?。环彩墙鹑跇I(yè)發(fā)達的國家（如英國），不僅制造了危機，而且影響到本國的制造業(yè)。
其次是，產業(yè)轉移之后，導致了社會性投資和生產性投資之間的失衡。因為很多產業(yè)轉移了出去，實體經濟空間大大減少，生產性投資缺少了目標。西方的很多生產性投資是通過FDI的形式投資到海外企業(yè)。企業(yè)的大量出走，也導致了政府稅基的縮小。而在歐洲的福利社會，政府需要越來越大的社會投入，但同時國內的稅基減小。那么，政府的錢從哪里來？政府只有搞債務財政。大多西方政府的債務財政節(jié)節(jié)升高，在背后有很多因素，但社會投入的負擔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再者，由于產業(yè)轉移之后，過于依賴金融業(yè)，導致了創(chuàng)新與投機之間的失衡。傳統(tǒng)上，大多技術創(chuàng)新都發(fā)生在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yè)。但是，在歐洲不少制造業(yè)被轉移出去，或者制造業(yè)空間縮小，技術創(chuàng)新顯得不足。因此，這些國家的企業(yè)把大部分財力用來搞金融創(chuàng)新。盡管金融創(chuàng)新也很重要，但這往往和投機或者冒險聯(lián)系在一起。在很多情況下，金融工程和投機工程沒有什么兩樣。而種種金融投機又反過來弱化實體經濟。這次金融危機就是因為美國的金融資本把美國的實體經濟（房地產）過分貨幣化的結果。
歐盟不能解體是解決危機的底線
《21世紀》：就當下而言，您認為應如何解決歐債危機？
鄭永年：既然歐債危機已經政治化了，那么最后還是需要通過政治方式。歐債問題本身是經濟危機，如果解決不好就會演變成政治危機。要解決歐債問題，還是要通過政治的方式。政治方式如何解決？從歷史上看，歐洲歷史上也經歷過經濟危機、金融危機，最后還是出現(xiàn)強政府來解決這個危機。所以像英國人現(xiàn)在非常懷念丘吉爾、撒切爾，美國人也非常懷念羅斯福等政治強人，因為政治強人用政治權力來解決危機的能力非常強，手段非常有力。
從目前的歐洲來看，我們還看不到怎樣產生這樣的強政治、強政府。無論是社會還是資本，大家都不能做出讓步，社會不想放棄福利，資本也不讓步，政府要么討好人民，要么討好資本，但這兩者都難以產生有效的政府。
如果不能產生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干預經濟，歐洲經濟就會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呈現(xiàn)危機、衰退和滯脹的狀態(tài)，但同時也要警醒，強有力的政府也可能給世界帶來的威脅。但從長期來看，形勢比人強，我覺得最終會出現(xiàn)這樣一個“強政府”。
《21世紀》：既然歐債危機的解決需要“強政府”的出現(xiàn)，而目前希臘、西班牙已經完成了換屆，法國正在進行大選，您認為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在未來的表現(xiàn)有何預期？您認為，他們對于債務危機的解決能起到什么多大作用？您對他們未來的表現(xiàn)有何預期？
鄭永年： 我覺得現(xiàn)在的處理效果還是不錯的，應付危機不錯。包括意大利的政府出現(xiàn)了一個由經濟學家領軍的專業(yè)人士組成的政府。不久前他們通過了一些新的措施，歐洲克服危機是比較長的過程，克服過程中也有很多磕磕碰碰，最終我還是覺得它會走向一個比較積極的方向。
我把他們現(xiàn)在做的事情稱為“救火機制”，就是著火了他們要去做。但是真正要解決的問題是結構性的問題，比如傳統(tǒng)產業(yè)資本主義、制造業(yè)資本主義跟金融資本主義，傳統(tǒng)的資產階級民主跟現(xiàn)在大眾民主，大眾民主跟資本主義之間，各種矛盾都很多。
盡管存在這么多結構性矛盾，但歐盟無論如何不能解體。如果歐盟一解體，歐洲任何一個國家都是犧牲品，沒有一個國家會贏的，大家必須把歐盟保住，這是一個非常明確也非常重要的底線。甚至對中國、美國來說都一樣，也要保住歐盟。歐盟一解體，不用說其它政治問題，單是整個世界經濟就會完全呈現(xiàn)另外一種情形?！ ∷源蠹叶贾朗沁@個底線，到最后會保持這個體制。
中國應增進對歐洲的了解
《21世紀》：在歐美都出現(xiàn)大的經濟危機的背景下，他們都想拉攏中國，中國應該如何處理與美國、歐洲的外交關系？
鄭永年：美國金融危機剛開始時，世界普遍認為，美國和歐洲之間跨大西洋聯(lián)盟的合作，就可以克服這次金融危機。那時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并不在歐美政界和學界的話語中。但情況很快發(fā)生了變化。一方面是這次危機的深刻程度遠比人們預料的要嚴重得多，深刻得多，不但美國出現(xiàn)了危機，很快歐洲自己也面臨了嚴重的債務危機。
另一方面是歐美在應付危機上的不同思路。要歐美聯(lián)合起來，也存在一些困難。歐洲和美國很難達成完全一致的共識，因為兩者的思路不一樣。歐洲最先看到美國的金融霸權的腐敗性和危害性，歐元體系產生的其中一個目標就是為了制衡美元。盡管歐洲眾多國家目前的經濟很難整合，歐元尚無能力成為與美元對抗的基礎貨幣，但其基礎形式已經在那里了。
因此，無論歐洲也好，美國也好，都無法單獨解決這場危機，所以他們都在爭取中國，畢竟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
那么，中國是不是就簡單地在美國和歐洲之間作選擇呢？
我個人覺得，這種單一選擇太簡單。從實際政策層面來看，中國可能會選擇美國，因為從戰(zhàn)略上考量，中美兩國的經濟依賴度非常高。中國當然應該幫助美國，這也符合中國當前的經濟利益，但如果一味幫助美國恢復它的經濟地位，也不符合中國的利益，。
從長遠來看，無論光選擇美國，或者光選擇歐洲，都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因為中美兩國的相互依賴性，中國應該同時在美國和歐洲之間，做一個平衡，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對歐洲重視不夠。最近國家領導人訪問歐洲，表明中國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
《21世紀》：為什么過去會存在對歐洲重視不夠的問題？
鄭永年：我認為一直以來，中國對歐洲強調得不夠。這有多種原因：中國和歐洲基本上沒有地緣政治的關系，沒有國家安全上的問題，中國與歐洲的主要關系是經貿關系。但是，實際上正是因為沒有國家安全問題，沒有地緣政治上的關系，歐洲一些經濟體反而更有可能對中國開放，要比美國開放。
從中國的長遠利益來看，要將歐洲考慮進來，歐元作為對美元制衡的基礎貨幣非常重要。就像冷戰(zhàn)期間，中國、美國和蘇聯(lián)三者，在經濟上形成一個平衡。當然現(xiàn)在是全球化時代，情況和冷戰(zhàn)時期有很大的差別。但道理還是一樣。如果中國過于依賴美國，國際空間會遠遠小于中國在歐洲和美國之間做一個平衡。后者的國際空間反而更大，也比較符合自己的利益。所以，中國在外交上應該增加對歐洲的關切。
《21世紀》：具體到中國與歐洲的外交策略上，目前還有哪些可以努力的領域和空間？
鄭永年：中國對歐盟的理解不要過于理想化。歐盟在內部還沒整合好，目前只有歐元和議會，比如老歐盟成員國和新歐盟成員國之間差異很大，需要進一步的整合；又如對目前歐債危機的理解也沒有形成統(tǒng)一共識，還必須依靠一個一個國家的努力。因此，中國在與歐洲相處的過程中，單是與歐盟打交道比較難，彼此關系很難有實質性改變。承認中國在WTO的市場經濟地位和取消對華武器禁運，這兩點歐盟都不支持，盡管這兩點對中國已經沒有實質性意義，但由此可以反映出歐盟的意識形態(tài)依然很濃厚。
因此，我主張在對歐外交戰(zhàn)略上，中國在與整體的歐盟打交道的同時，也要重視雙邊的關系，通過雙邊的關系的突破推動中國與歐盟的關系。
《21世紀》：4月26日，溫家寶總理出席在波蘭首都華沙舉行的中國-中東歐國家經貿論壇。舉行中國和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議，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對此您如何評價？
鄭永年：包括中東歐在內的新歐盟成員國家在內，中國對歐洲各個國家的了解都很少。即便是過去打交道比較多的老歐盟成員國，中國對其了解也僅僅限于經貿方面，而在文化政治、地理和歷史等諸多方面了解不夠。因此，應當增強對歐洲的了解，再從戰(zhàn)略上挑選一些重點國家進行不同領域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