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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學進入中國，不是簡單的移植，而是要不斷應對和解決“怎樣傳入”“誰來傳入”“如何接引”等一系列問題的一個復雜的過程。正是這一系列“理論旅行”的環(huán)節(jié)，決定了西學在中國傳播的面貌。

　　在晚清接引西學的諸多渠道中，西學書目是一個值得關(guān)注的環(huán)節(jié)。中國素有目錄學之傳統(tǒng)，從來之學問家，皆以書目為學問之門徑、書海之舟揖。而書目的編撰，從來不是簡單的書籍目錄的匯編與分類，而是深刻包含了編撰者的文化企圖，是一次實質(zhì)性的“知識再創(chuàng)造”。在書目指引下進入的“閱讀世界”，固然給予士子知識的滋養(yǎng)，也在無形中打造士人的文化觀念和思維習慣。

　　一

　　晚清光宣間，因應朝廷對西學人才的需求以及社會變革思潮的興起，西學書籍大量涌入，“公哲士夫知改造社會與輸通文明之二大要素，非吸取各國新思想不為功，于是縻費腦力，擴張譯界”（徐維則《增版東西學書錄》）。“多財善賈之流”也看準這一圖書市場，“翻刻書籍以立新名，編纂陳簡以樹詭號”，“割裂書名，改名牟利”，以致劣質(zhì)西書也充斥書肆。憂慮于學者“驟涉諸書，不揭門徑，不別先后，不審緩急，不派源流”，甚至因見識未廣，“得魚目以為驪珠”，指導士人讀書、提升士人讀書質(zhì)量的西學書目應運而生。

　　據(jù)熊月之考證，晚清西學書目“不下十種”。其中較為重要者有傅蘭雅的《譯書事略》，梁啟超的《西學書目表》，徐維則的《增版東西學書錄》，顧燮光的《譯書經(jīng)眼錄》，通雅齋同人的《新學書目提要》，趙惟熙的《西學書目答問》，沈桐生的《東西學錄提要總敘》，黃慶澄的《中西普通書目表》等。這些書目，“網(wǎng)羅譯著，博之約之，抉之擇之，類存之，綜述之”，“析其要旨”，述其大要，品評“書中之精美”“書中之舛訛”，對晚清士人的西書閱讀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然而，晚清書目的編撰，必然蘊含了書目編撰者的價值取向，進而影響到西學在晚清中國的傳播路徑和方向。

　　二

　　圖書分類，亦即所謂“部次條別”，是中國古代目錄學的一大任務(wù)。“類例既分，學術(shù)自明”，學人可以“即類求書，因書究學”。用現(xiàn)代知識分類的理論來表述，圖書分類有助于提升知識的質(zhì)量，有助于知識的秩序化管理，有助于知識的選擇與傳遞，有助于滿足社會對知識的專業(yè)化、系統(tǒng)化、規(guī)范化與結(jié)構(gòu)化等項要求。但是，在中國古代，書籍的分類，首先是一種價值的分類?！镀呗浴穼⑷寮医?jīng)典及其傳、注、解說之著作，置于群書之首；經(jīng)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將“經(jīng)部”典籍置于首位，毋庸置疑地昭示了經(jīng)學在那一時代的知識世界中據(jù)有無可動搖的至高地位。

　　晚清西學書目繼承中國古代目錄學傳統(tǒng)，亦對西書加以“區(qū)別布勒”，而在西書分類背后，隱藏的是他們對西學的認知。

　　在中國，最初以“西學”概念來指稱西方學術(shù)文化，并對西學進行門類介紹的不是中國學者，而是耶穌會傳教士。晚明天啟年間，耶穌會傳教士艾儒略與高一志分別撰寫了《西學凡》與《西學》，向中國知識界介紹歐洲大學知識體系，這個體系包括文科、理科、醫(yī)科、法科、教科、道科。對于這些學科，高一志與艾儒略總稱為“西學”。

　　鴉片戰(zhàn)爭前后，中國人已開始接觸西學。洋務(wù)運動時期，西學大量輸入。其時，朝野對西學最深刻的印象是格致、測算、輿圖、火輪、機器、兵法、炮法、化學、電氣學等，“此皆有切于民生日用、軍器制作”。馮桂芬所說的“采西學”，奕等總理衙門大臣所說的“識時務(wù)者，莫不以采西學、制洋器為自強之道”，皆以這些知識為西學的基本內(nèi)容。

　　隨著西學傳播的深入，中國知識精英對西學有了更深入的認識。郭嵩燾、鄭觀應以中國傳統(tǒng)的本末觀來分析西學，認為西學內(nèi)部有本末、體用之分，“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制器”（郭嵩燾《條議海防事宜》）；其體在“育才于書院，議政于議院”，其用在“練兵、制器械、鐵路、電線等事”（鄭觀應《南游日記》），由此延伸的對西學的認識，開始上升為政、藝兩個層次的劃分。對于何為政、何為藝，張之洞于《勸學篇》有較為明確的解釋：“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西政也；算繪礦醫(yī)、聲光化電，西藝也。”“政如各國地理官制、學校、財賦、兵制、商務(wù)等類，藝如格致、制造、聲光化電等類。”他的政、藝之說，大體代表了時人對西方學術(shù)文化的更為全面的認識?！缎聦W書目提要跋》言：“同、光之始，吾中國之吮歐學者藝學而已，至甲午而政學新硎發(fā)。”闡述的正是這一歷史過程。

　　晚清所譯西書，“都為三類：一曰學；二曰政；三曰教”。但是，梁啟超的《西學書目表》和趙惟熙的《西學書目答問》卻不約而同“于教類之書不錄”?！段鲗W書目表》分西學、西政、雜類3大類?！段鲗W書目答問》“以政學、藝學分上下篇”。兩人棄教而獨取政藝，一方面可見其超越知識分類的價值取向，另一方面亦可見其時知識精英關(guān)懷之所在，可見西教之傳入在知識界中已地位式微。

　　三

　　大體而言，晚清西學書目中的價值引導和社會政治思想體現(xiàn)于如下三個方面：

　?、北７N保國謀富強

　　保種保國謀富強是晚清中國面臨嚴重生存危機的最強烈社會情緒。晚清西學書目亦處處透出這一價值取向。如《增版東西學書錄》在談到晚清翻譯西書之薄弱環(huán)節(jié)時指出：“惟礦學、醫(yī)學兩種甚乏新譯，富國強種均當務(wù)之急，有心人盍起圖之。”介紹李提摩太的《天下五洲各大國志要》時，評論說：該書“以‘富于養(yǎng)民，強于教民’二語為本書宗旨……與他教士取義不同，雖簡略未可厚非”。介紹《泰西新史攬要》時，稱此書“于近百年來各國變法自強之跡堪稱翔實，為西史佳本”。介紹《希臘志略》時，評論說：“今日歐洲以民立政、以學強國之淵源，可資以考證。”

　　《新學書目提要》介紹《泰西教育史》，以為書中所云“智力研求一以實利實益為主”，“則強種強國必由之方矣”。《西學書目答問》介紹西學各門時，對其作用于西方富強的功用特別加以強調(diào)，如謂“辯學”（哲學）“原無與于政治，然西國之富強恒由之”，計學為“歐洲富強之基”。如此等等。

　?、才芯鲗Ｖ?/p>

　　甲午戰(zhàn)爭后，民權(quán)思潮興起。梁啟超作《西學書目表》，在“后序”中激烈批判“歷代制度皆為保王者一家而設(shè)，非為保天下而設(shè)”，“三代以后，君權(quán)日益尊，民權(quán)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原。其罪最大者，曰秦始皇，曰元太祖，曰明太祖”?！对霭鏂|西學書錄》介紹日本立花銳三郎所著《教育學》，專門指出：該書“《智育》一章最詳，皆以心理學說明之，讀者可以證我國舊日專制強灌之非法矣”。

　　《新學書目提要》介紹日本檜前保人等所著《政治一斑》時，引述作者所言：“中央政府之權(quán)力無限，實人民之不幸。”并評價說：“此亦獨具之識。”介紹《自由原理》時，揭示中國君主專制對人民思想的桎梏：“中國人民久困于文法，其于思想則因禁令而窒其機，其于言論則以禍福而防其口。”介紹美國戴樂斯所著《袁批理財節(jié)略》時指出，各國之財，“非君與民共，實國家與國民共耳，今以君民對舉則必國庫為一人產(chǎn)業(yè)。此等舊義當由習染太深，非所以昭示來哲”。展現(xiàn)出與臣民意識截然分明的嶄新國家觀念。在介紹《東亞將來大勢論》時，作者分析世界之大勢：“自各國交通以來，西歐之文明日益輸入國民腦中，漸有所謂世界公理者，莫不思去專制之厄以享和平之福。”

　?、骋龂饨?jīng)驗為變法改革之鑒

　　晚清西學書目在介紹評價西書時，特別注意可為中國變法改革提供借鑒的資源，并提醒相關(guān)人士加以關(guān)注。如《增版東西學書錄》介紹《列國變通興盛記》時強調(diào)：“欲變法自強者觀是書可以決所從事。”介紹《明治中興云臺圖錄》時指出：“讀此書者知變法自強之際非一手一足所可奏效，則所以廣學校、開民智者可不亟亟圖之哉。”介紹《肄業(yè)要覽》時稱，是書“足以救中國民心之弊，不可不急讀”。《西學書目答問》與《新學書目提要》的作者也處處在提要中提示西書可資變法自強者借鑒的緊要之處。如《西學書目答問》介紹《列國歲計政要》，稱其“言西政者極要之本”?！缎聦W書目提要》介紹《英國憲法論》，特別提醒：“此書?？加鴳椃ǜ鳁l，誠我國言治者所宜亟讀也。”介紹《日本制度提要》時指出：“日本官制昉于《唐六典》，維新以來則參考西法而定其職事，異日中國改革必將有取焉。”

　　在晚清西書書目的作者中，《新學書目提要》的作者于改革變法有較多深入思考。在介紹《東洋分國史》時，作者評論說：“夫政體之改革為事之所最難……明治之維新若是易易者，非出于政府數(shù)人之力，全恃國民運動而成。”所謂“國民運動”，實包括了“民智、民氣”，作者把這一思想貫穿于諸多提要中，如介紹《佛國革命戰(zhàn)史》時，議論說：“民智不能開，民氣不能變，即有拿破侖之才力智勇，亦不過殺人流血盈野盈城，同遭涂炭已耳。”評論《亞美利亞通史》時，作者特別強調(diào)，美國之崛起，“非有舊制美俗以為基礎(chǔ)也”，而是因為“富于自治之精神、豐于平民之思想”，故能“創(chuàng)完固之聯(lián)邦，定成文之法典”，“其憲法之美備，整體之善良，能使歐洲諸邦歡舞歌泣以隨其后”?；诿绹毩⒏粡娭畾v史經(jīng)驗，作者推論道：“華盛頓血戰(zhàn)八年，終撥亂反正，中國民果各謀自治之策，人人有獨立之精神，而新政體之發(fā)見必不出于數(shù)十年之后。即于泰西各國同輝煌于世界史也不難。”

　　晚清西書提要中，可加發(fā)掘的思想性評點處處可見。如《新學書目提要》由美西戰(zhàn)事感嘆“西人之于兵事，每經(jīng)一役，則實驗尤多，獨中國海軍于馬江、威海之間兩為戰(zhàn)熸而事后體察之用曾未有所聞，但做唏噓之言，豈睹利鈍之績”。在《地方自治制論》提要中高度肯定地方自治“實與人民幸福相關(guān)……無論其國體為共和，為立憲，其必以此事為根柢理無二致也”?！对霭鏂|西學書錄》既贊同伯倫知理的國家學說，稱其《國家學》一書“我國之不知國家為何物者讀之可以起矣”，又批判“民權(quán)、自由諸說乃矯枉過正之言，不足為學者訓也”。限于篇幅，難以列舉。由此可見西學書目提要是一份有待充分挖掘的思想資源，無論是研究晚清思想史還是晚清目錄學，都可以從中獲得豐富的資源。

　　然而，無論晚清西書目錄著作者是如何思考晚清時期的中國和世界，這些思想和觀念都借由西書目錄而闡發(fā)，因此，西書目錄絕非是關(guān)于西書的客觀介紹和推介，而是中國知識精英在接引西學時的一次“知識再創(chuàng)造”?！?/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