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獻的再現(xiàn)與再生
發(fā)稿時間：2014-04-22 00:00:00 來源：社會科學報 作者：許建平
接觸王世貞的書，始于20世紀90年代。那時《四庫全書》和《續(xù)修四庫全書》中王世貞的著作就有10多部，深感《四庫總目》所言“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過于世貞者”并非虛言。后來“禁毀”、“存目”、“未修”等大型四庫系列叢書出了，便以為王世貞著作搜集殆盡了。待編纂《王世貞書目類纂》，方知“四庫叢書”所收不過冰山一角，方知中國古代文獻是一知之尚少的無窮寶藏。待接手“《王世貞全集》整理與研究”重大項目一年后，更發(fā)現(xiàn)一個接一個的黑洞、問題，進一步感受到祖宗留下的家業(yè)太大了，炎黃子孫肩上的擔子何其之重，也感受到古籍整理面臨再現(xiàn)與再生的諸多問題和挑戰(zhàn)。我想就此談兩點粗淺想法。
原點、異點、元素
古籍整理中首先遇到的最大難題是回到原點問題。最害怕的是做夾生飯，即用現(xiàn)代人的知識結構、人生意識，讀古書、詮釋古人，造成四不像。在孟子時代，“讀其書、誦其詩”就可以知其人，就可以與古人交朋友，而在今天，并不一定。我們的生活方式、知識結構、觀念意識更多是工業(yè)文明、西方文明的東西，與古人古書已有“天生隔膜”，難以回到古人的原生狀態(tài)，更不要說與古人對話、談心、交朋友了。當然，不是說不行，而是需要時間。我們這個時代是貨幣化生存時代，講速度、講數(shù)量、講指標，不允許你花時間在資料里浸泡，所以回到原點就很難。古籍整理回到原點的內容很多，譬如書能否收集全，版本能否搞清楚，真?zhèn)文芊穹直妫渥x有無破句，畫專名線人名、地名、物名、星名、佛名、仙名是否搞錯，等等。僅舉一版本例子，單一部《弇州山人四部稿》，以前人們只知有萬歷四年的180卷本和萬歷五年的174卷本。我們用了一年時間發(fā)現(xiàn)了最早的無序本、附刻《附遺家兄元美書》本、音韻批注本、190卷《弇州集》本、6卷清抄本等新版本；而僅成書過程和版本演變就是一個不小的問題，我們已發(fā)現(xiàn)23種王世貞著作的新版本，然而尚有許多未知的“新大陸”，離回到版本原點還很遠。又譬如辨?zhèn)?。王世貞著作的偽書甚多，我們雖然已澄清了數(shù)十種，然要將文人和書商搞亂的東西剔除干凈，談何容易！那么，如何努力靠近原點呢？我們采用了搞大型“王世貞數(shù)據(jù)庫”的方法，將王世貞善本、異版書、補編書、選編書、存疑書一同放入數(shù)據(jù)庫內，盡力還原王世貞著作的全貌。
所謂異點是指每個文人都有自己絕活，都有他人所不可替代性，應給他們定位。譬如李贄與王世貞是同時代的人，一個以弄清生死大學問為命，要做思想領袖；一個以詩文為命，要做太史公、文壇領袖，各有其亮點。有人說王世貞比不上李贄，那是就思想影響而言。若論文學，李贄那近乎歪詩卻入不了王世貞眼。異點是中國文化豐富性的表現(xiàn)，而過去我們只講形而上，只講共性，只講儒釋道，只講經典，而遮蔽了數(shù)以萬計的文人的異彩紛呈的豐富性。文獻的整理就是要復現(xiàn)文人的異性和豐富性。怎么復現(xiàn)呢？就是在整理《全集》基礎上做體現(xiàn)其異點的選集。王世貞的詩有好幾千首，魚目混珠。然確有珠，如擬古樂府寫愛情的小詩，可與唐絕句媲美，選集就可以凸顯其異彩靈光。
正因每部文集都有異點、亮點，所以古籍整理者，在再現(xiàn)原生態(tài)基礎上，也需將其亮點拎出來，并看到其在中國文化發(fā)展中的功能元素——中華文化元素。譬如李贄將佛教視為“人人皆有佛性”、“人人可以成佛”，故而在佛性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發(fā)展為一種包含一定程度自由平等意識的人生哲學。將“好貨”、“好色”視為人的天性引入人性論，從而在哲學層面與西方人本主義更為接近。說明中國文化也可以孳生出以需求為本的人性觀和自由平等意識。而王世貞更看重人情，不僅詩要寫“性靈”真情，而且后半生病魔纏身，戒酒戒肉戒女人，就是不能戒文筆債、人情債。而以家族血緣為本的人情是中華文化的重要元素。在《全集》整理同時，召開王世貞國際學術研討會，共同發(fā)掘其文獻中的真元素，這也是古籍整理所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三者中，原點、異點是“再現(xiàn)”，元素發(fā)掘是“再生”。
長三角古文獻整理的設想
古籍整理存在點、線、面三類，就其關系而言，左東嶺先生在“長三角古文獻整理暨《王世貞全集》整理與研究會”上講得很好。他說“點的文獻整理突破，往往可以帶動線和面的增加”。好就好在他說得合乎實際。往往是你在搞個人文集或家族文集的過程中，突然發(fā)現(xiàn)一連串東西都需要搞，而且愈搞愈多，大有不能窮盡之慨。于是便由點到線再到面，引起連環(huán)反應。這是古籍整理中帶規(guī)律性的東西。就以《王世貞全集》整理為例，《全集》要按時間先后編排，你就要搞《王世貞著述編年》。搞了編年，就理出了王世貞生平的更詳細資料，遂有《王世貞年譜長編》。因涉足王世貞交游的復雜殿堂，遂有《交游考》。于是又發(fā)現(xiàn)了王世貞與“后七子”、“廣五子”、“續(xù)五子”、“后五子”之間的關系，與嘉靖至萬歷朝首輔間的關系……于是生出一連串題目。由點及面，由小及大，覺得有做不完的事，不僅自己做不完，兩三代都做不完。這種課題拓展性連環(huán)式的自然生發(fā)，有一個最大優(yōu)勢，就是已刨出了一畝三分地，有了較好的根基，在此基礎上層層拓展、疊加，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我想，國家社科規(guī)劃辦也可能會更多支持這類拓展性、連環(huán)式課題的申報。
除了這一條外，我提出長三角古文獻整理的總體思路的另一重要理由，就是文化的地域性以及地域的古今延續(xù)性。中國文化原本就帶有明顯的地域性色彩，這是毋庸贅言的，所以既講中華文化的統(tǒng)一性，又講地域性才合乎文化發(fā)展的歷史狀況。當今經濟發(fā)達地區(qū)的文化，如長三角、珠三角、環(huán)渤海等，都有其歷史文化的沉淀并體現(xiàn)其獨特性，長三角經濟發(fā)展區(qū)（城市群）尤其如此。明清時期長三角就是進士狀元的聚集地，新文化生長地，經濟最發(fā)達的富饒地區(qū)。今天的長三角現(xiàn)象是明清以來長三角文化與西方文明相結合的必然結果。研究長三角經濟文化現(xiàn)象，就要從明清以來的文獻整理開始，尋找其發(fā)展的基礎、必然性，提煉出長三角文化的核心內涵，促進長三角經濟、文化的長足發(fā)展，從而帶動全國經濟文化的發(fā)展。這是文化強國的歷史使命。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高校從事文史研究者應當義不容辭地成為歷史使命的擔當者。應當開啟長三角古文獻整理的系統(tǒng)工程，有計劃、有步驟地發(fā)掘整理長三角的歷史文獻，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文化元素的整合和地域文化個性的提煉。這是文化強國強省強市的第一工程。要完成這一重大工程，沒有高校的力量不行，單靠高校的力量也不行。最好的方法應是地方政府與高校聯(lián)手，加強區(qū)域文化的研究與建設，率先在全國打造新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強國發(fā)展模式。以上所言由點到面是“再現(xiàn)”，而尋找地域文化核心內涵和當今現(xiàn)象生成之歷史必然性，則屬于“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