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私立師范遭遇重創(chuàng)
發(fā)稿時間：2013-12-13 00:00:00
1943年7月14日，國民政府教育部發(fā)出通電，稱“私立師范學校應加以限制。如已立案，確有成績，且為省市所需，即由省市收歸公辦；未經立案，應限期停辦。”同年11月5日，頒布了10年之久《修正私立學校規(guī)程》第一次做出修訂，明確提出“私立學校不能設分校，也不能設立各級師范學校”，并稱“大學、獨立學院和?？茖W校均以黨義、軍事訓練、國文、外國文為共同必修科目”。這標志著，一個爭論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議題，終于以令人尷尬的方式蓋棺定論。
兩大流派博弈民國師范教育
中國現(xiàn)代師范教育的理念是自甲午之敗后，向日本學習、模仿而來（參與本報2012年10月26日《京師大學堂師范館創(chuàng)立》），但從一開始就分兩派：獨派和統(tǒng)派，兩派長期博弈，始終未能達成共識。
獨派主張師范院校獨立運行，減少國家干預；而統(tǒng)派主張將師范教育納入綜合院校中，以國家為主導。前者重視師范教育的獨特性、專業(yè)性，后者強調綜合素質。這本是教育方法之爭，難分優(yōu)劣，可惜從一開始，該爭論便被打上了政治的標簽。
在清末時，獨派占壓倒性優(yōu)勢，因清政府官辦師范極為失敗，被梁啟超諷為“其聘用西人者，半屬無賴之工匠，不學之教士”，此外也因經費不足，無法普及，于是私立師范成為主流，社會力量的參與極大地推動了師范教育發(fā)展，到清亡時，全國有師范院校253所，學生2.85萬人。
但到民初時，統(tǒng)派后來居上。因作為模板的日本高級師范完全由國家統(tǒng)管，1913年，教育總長范源濂力推“六大師范區(qū)”制，美其名曰：“高等師范學校定為國立，由中央直轄，無論為校若干，悉以國家之精神為精神，以國家之主義為主義。”
在政府干預下，僅僅3年，師范院校便銳減到195所，學生亦減至2.496萬人。北伐成功后，雖放寬了對私立師范的限制，卻硬性植入美式教育制度，將基層師范與中學合并，成立綜合性中學，將高等師范與大學合并，成立綜合性大學，結果越搞越亂，到抗戰(zhàn)前，仍未能走出低谷。
“師荒”現(xiàn)象令人愁
抗戰(zhàn)爆發(fā)后，國家對師范院校的管控陡然強化。一方面，清亡后，作為基層社會支柱的鄉(xiāng)紳階層紛紛涌入城鎮(zhèn)，造成農村管理失序，矛盾尖銳，教育成為地方博弈的重要力量，鄉(xiāng)村師范作用一下被凸顯出來。甚至可以說，誰把握了地方師范，就把握了該地人們的觀念。在抗戰(zhàn)期間，這個效應被進一步被放大。
另一方面，在淪陷區(qū)，日方對基層師范管控極為嚴格，逼得國統(tǒng)區(qū)的教育主管部門很被動。師范教育從原來傳授知識，提高到了“精神國防”的層面。
然而，多年積欠形成的惡果，此時充分顯露了出來。按戰(zhàn)爭初期情況統(tǒng)計，以當時兒童入學率22%計算，中國共需專業(yè)教師122.56萬人，可實際上只有61萬人，隨著半壁江山淪落敵手，“師荒”現(xiàn)象更趨嚴重，以致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上也承認：“小學師資之缺乏，為目前嚴重之問題。”
“師荒”的源頭在于“生荒”，學生們普遍不愿意上師范院校，已入學的因為對前途悲觀，紛紛要求退學。到1943年時，問題已發(fā)展至騎虎難下的局面，不得不進一步強化國家管控。
趕快來點物質刺激
師范生原本享有國家補助，可戰(zhàn)爭造成物價飛漲，那點補助已不敷支出。普通高校學生可申請實際上無需歸還的助學金貸款，這一抗戰(zhàn)時期的惠政，卻對師范院校造成一定的沖擊。
為此，國民政府緊急加大投入，每人人均先補30元，并很快出臺政策，決議師范生待遇參照軍校學生標準。除膳食免費外，書籍文具、制服、被褥、鞋襪一律由政府負擔，報到和畢業(yè)時均發(fā)給旅費。因物價飛漲，1942年起還決定師范生每月一律再發(fā)米2斗1升，原來的膳費亦不減免，充作副食費。以廣東為例，到1942年時，師范生每月補貼已達28元，所有縣級師范均已被覆蓋。
除了保底之外，政府還采取了一些激勵性的辦法，比如設立師范生獎學金，每年獎勵面覆蓋2萬名，每人可得120元獎金。
除物質鼓勵之外，國民政府還推動了“推進師范教育運動”，通過大力宣傳，鼓勵青年人投身教育，規(guī)定自1942年起，每年3月29日-4月2日，舉行“推進師范教育運動周”。
這些舉措產生了一定的積極成果，在校師范生數(shù)量已與戰(zhàn)前相當，但在各師范院校中也出現(xiàn)了腐敗、低效率的情況，“師荒”局面雖有數(shù)字上的緩解，卻并未發(fā)生根本改觀。
導師制讓兩派矛盾激化
國家投入如此巨大，是為了起到“精神國防”的作用，自然會把自己的意志附加其中。故陳立夫上臺后不久便力推“導師制”，可沒想到，這一措施卻造成獨派、統(tǒng)派矛盾激化。
導師制與學分制、班建制為現(xiàn)代高等教育的三大模式，源于牛津大學，它的優(yōu)點在于密切師生關系。教育部希望借此加大集權，故表態(tài)此舉是為了“矯正現(xiàn)行教育之偏于知識傳播而忽于德育指導，及免除師生關系日見疏遠而趨于商業(yè)化起見”。
與導師制配套的，是一整套形式主義的做法。按當時的《青年訓練大綱》要求，“使青年耳聽心唯，時時刻刻心領袖之心，行領袖之行”，學生需依照“軍人讀訓之精神自省自立”。師范院校被要求按軍隊標準過“總理紀念周”，即每周一上午9-12點全員參與固定的儀式，三次無故不到即遭處分。此外，還有許多繁文縟節(jié)，校園中掛誰的畫像，多大尺寸，掛在哪里，都有具體規(guī)定，且要求老師批閱學生生活日記等。師范生入校要參加軍事訓練，訓練后還要當眾宣誓：“余敬宣誓：余以至誠愛我中華民族，信仰三民主義，恪守領袖訓示，服從政府法令。”
這些違背教育精神的做法，當然無法被獨派認同，私立師范學校認為此舉增加了成本，給教學管理帶來困難，所以全力反對，使導師制始終貫徹不下去。
導師制就這么不了了之
導師制要求將學生分為若干組，每組5-15人，配一名導師，進行綜合管理，導師要對學生成績、道德、行為、思想等負責。
可問題是，導師制與當時具體環(huán)境嚴重不匹配。師范院校多女生，而女教師極少，能當導師的更少，“今日之學校中，求能得道貌岸然、學識深湛，言足以感學生行足以化學生之教師為導師而當之無愧者，百不得一”。
此外，民國時期師范畢業(yè)時有會考。如不能通過，即無法獲得教師資格，所以師范生從跨入校門那一天起，便全力為畢業(yè)會考而努力，導師制影響他們復習功課，因此學生們很不滿。
導師制無法落地生根，有更客觀的原因，現(xiàn)代大學制度在英國已有數(shù)百年傳統(tǒng)，逐步形成了自身的傳統(tǒng)和文化，導師制是從中世紀經院的傳道制度演化而來，經過長期磨合方才定型。而當時中國僅僅是功利性引入，希望短期內就能立竿見影，不顧當時教學資源不足、缺乏合格教師等因素，自然會出現(xiàn)“中國就是厲害，外國的好東西來一樣毀一樣”效應，在當時小說《圍城》中，錢鐘書先生對導師制也極盡挖苦之能事。
私立師范教育成了眼中釘
在獨派的一片反對聲中，到1943年，導師制已基本擱淺，如何體面的下臺，已成了大問題。事實上，第二年，國民政府教育部便不得不收回成命，不再強推導師制，改成每年級設置一名導師，實際上只是個擺設。
面對挫折，國民政府教育部的人員并未更多檢討自身的原因，而是將怨氣撒到了獨派身上，教育家葉松坡就曾表示：“負責實施的人缺乏誠心，沒有毅力，馬馬虎虎，敷衍塞責，所謂'有治法而無治人'，各種制度、方法每變虛應故事，成為具文而已。”
經過此番挫折，近一步加強了教育部限制私立教育的決心，這為修訂《修正私立學校規(guī)程》提供了契機。在抗戰(zhàn)初，6所私立大學停辦，11所公立大學停辦，使私立高等教育所占比重有所上升，一度達到了51.1%。而抗戰(zhàn)中，先后成立了5所國立高等師范，私立師范基本被邊緣化，原本獨派和統(tǒng)派相對均衡，此時打破平衡完全成了一邊倒。
一個尚未結束的爭論
中國近代師范教育始于私立師范院校，中國第一所現(xiàn)代師范院校即為張謇創(chuàng)辦的民立通州師范學校。正是私立院校的巨大推動，使中國師范教育突破重圍，迅速發(fā)展。
其實，民國時期私立師范院校同樣免學費，只收膳食費等，當時法律也明確規(guī)定，私立學校屬于公益教育機構，不允許以營利為目的。私立教育有公立教育難以匹敵的優(yōu)點，比如“校長無變更，斯計劃無改易，如有所舉，計必成之”、“教職各員，多以義合，凡關教務，皆愿盡力，學生功課，督責尤嚴”。私立教育要對董事會負責，故效率更高，能堅持專家治校，不會養(yǎng)大批行政人員，更不會因派系等因素造成教學管理人員頻繁更替。
然而，私立教育資金實力不夠，容易出現(xiàn)動蕩，一些學校確有不規(guī)范行為，時人諷為“學店”。這些問題本可通過健全法制來逐步規(guī)范，可在民族危亡的關頭，教育成了“前線”，人們沒有耐心去等待，最終，獨派與統(tǒng)派的學術之爭在政治裁判下分出了勝負，獨派因此出局，而統(tǒng)派亦未取勝，反而成了千夫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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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時：被判刑12年的教育家
在中國民辦大學史上，陳時是一位不能被遺忘的人物。他創(chuàng)辦了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私立武昌中華大學，后并入華中師范大學），被時人尊為“南陳北張”（北張，即張伯苓）。由于他在“土改”中被錯誤判刑12年，兼之英年早逝，他一生為之努力奮斗的學校亦未能留名到今天，故今天知道他的人已寥寥無幾。
陳時生于1891年，16歲赴日求學，曾在日本著名教育家福澤渝吉創(chuàng)辦的私立慶應大學攻讀，形成了“人才是國家的財富，教育是治國的根本”的觀念。1911年回國參加了辛亥革命，曾任湖北軍政府財務司秘書，后辭官辦學。1912年5月隨父陳宣愷創(chuàng)辦“中華學校”，1913年4月正式到教育部注冊成大學，1915年獲批，而張伯苓的南開大學是4年后才獲準的。父親去世，陳時接任校長一職，艱苦經營長達20多年。
為辦好大學，陳家可謂毀家辦學，先后捐出田地200石、白銀3000兩，官票5000串，圖書3000余部。
中華大學以“成德、達材、獨立、進取”為校訓，先后延請了黃侃、施洋等名家任教，康有為、梁啟超、李大釗、馮玉祥、李公樸、范長江、陶行知、鄒韜奮等曾到校演講，而來華訪學的杜威、泰戈爾也曾在校園中辦過講座，培養(yǎng)出了惲代英、陳昌浩、王亞南、李之龍、馬駿、林育南等革命者。“五四”運動時，湖北地區(qū)學生運動的指揮部即設在中華大學校內。1917年，教育部舉行首次留學生考試，總共錄取幾十名，而中華大學即有5人入榜，位列全國高校第三名，可見其教學質量之高。
由于經費緊張，陳時曾效法武訓，沿街乞討，他曾坦承“算到艱謀之時，亦曾動自殺成仁之念”。由于辦學成績突出，政府多次補貼、獎勵中華大學。即使是在艱難的1942年，國民政府還是補助了15萬元。
曾有許多政客希望將中華大學收入名下，但陳時始終不為所動。武漢淪陷前，陳時昔日老師重光葵曾希望他留下為日軍效力，雖然陳時對重光葵十分敬仰，他辦學亦受之影響，但他斷然拒絕勸誘，舉校遷往重慶。
新中國成立后，陳時加入民革，并將中華大學捐獻了出來。遺憾的是，他在“土改”期間被錯判12年徒刑（2年緩刑），不久去世，1984年才得到平反?！?/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