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學對中國有借鑒意義嗎
發(fā)稿時間：2012-08-06 00:00:00 來源：財新《中國改革》 2012年第8期 作者：喬納森·科爾
中國能夠從美國的經驗中學到很多，尤其是核心價值，這是實現真正卓越的必要條件
如今，偉大的美國大學，那些占據了世界上頂尖研究大學地位的學校，已經成為美國創(chuàng)新的主要動力，不論以任何衡量標準——諾貝爾獎、文獻引用次數，還是推動經濟和社會進步的實際發(fā)現，美國都是高等教育優(yōu)秀機構領域的王者。隨著我們的社會更加依賴知識的發(fā)展，以及如何將知識應用于提升國內外社會和經濟的公眾福利，這些機構會演化成為更加重要的組織。這些大學一直是重要發(fā)現的來源，例如激光、兒童白血病的療法以及全球定位系統(tǒng)；它們也一直是發(fā)明的來源和產地，在那里，醫(yī)學奇跡被發(fā)現，并應用于創(chuàng)造拯救和延長生命的疫苗、療法和藥物。我已經在我最新的書《偉大的美國大學：它如何成長為卓越，它在國家中不可替代的所用以及為什么它必須受到保護》（TheGreatAmericanUniversity：ItsRisetoPreeminence，ItsIndispensibleNationalRole，WhyItMustBeProtectedPublicAffairs，2011）中提到過這些改變生命的發(fā)現，它們影響了數以億計的人們，并且推動了美國社會的改變。盡管如此，僅有少數受過教育的美國人意識到，偉大的美國大學的卓越之處是建立在它們做出深刻發(fā)現、并將發(fā)現的過程與藝術和科學教學相結合的能力的基礎上。
大學價值觀必須內在化
大部分美國人沒有意識到，研究性大學的起源是1876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建立——在美國獨立宣言簽署100年之后。直到1933年，德國大學才被致以最高敬意，是出于它們對研究的重視，取得多項發(fā)現。在諾貝爾獎得主中，德國獨步全球，可謂名至實歸。隨著納粹的興起，在很多領域有著眾多猶太學者和科學家的大學系統(tǒng)受到褻瀆，我們將其視為德國領先地位的終結。美國大學在20世紀30年代具備了核心價值系統(tǒng)，在“二戰(zhàn)”時期開始騰飛，此后再也沒有退步。從20世紀60年代起，美國人或在美國大學工作的外國科學家獲得了大約60%的諾貝爾獎。這里的要點是，如果合適的條件都具備了，偉大是可以在短短幾十年內實現的。
此外，絕大多數受過教育的美國公眾是從本科和專業(yè)教育的角度來考量這些偉大的大學，即教學和知識傳播的角度，而不是創(chuàng)造新知識的角度。這樣的觀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些飽學之士思考了自己的經歷，也關心其子孫的教育以及他們怎樣才能負擔得起最優(yōu)質的教育。
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學是至關重要的，這是偉大大學使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一部分學校做得非常好，一部分做得則不那么優(yōu)秀。但是，我們的大學成為世界上最優(yōu)秀大學的原因不是本科教學任務的完成，而是它們產生新想法和做出重要發(fā)現的能力。其中，很多都對公民的經濟和社會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使得這些大學成為珍寶。
偉大的創(chuàng)立必不可少的是12條核心價值觀的內在化，在這12條核心價值觀的基礎上能夠建立起一套組織結構。這些價值觀，包括用人惟才的想法（個體是根據他們工作的質量來評判，而不是性別、國籍、社會經濟背景或種族等特征）。根據這些價值觀中的四條或者更多，高等教育系統(tǒng)非常重視“組織懷疑論”（organizedskepticism）或對事實和真理的不斷質疑。它強調了自由公開的觀點交流的重要性。保密和出版前限制，或任何形式的政府審查，是公開交流的對立面。此外，至關重要的是學術自由和自由質詢的價值的演化。在某種程度上，學者和科學家出于對政府或大學約束的畏懼，不得不持有“知識產權”（intellectualpunches），并不能提供大膽、全新、甚至是革命性的想法，知識的發(fā)展可能會被限制或歪曲。最終，系統(tǒng)接受了“同儕審查”（peerreview）的思路。受托人、政府官員和大學行政人員不得擔任評判人員，在各學科的認證專家將擔任他們同儕作品質量的評判人員。在一定程度上，高等教育系統(tǒng)正偏離這些價值觀，越來越困難、或者說越來越不可能，去創(chuàng)造卓越的大學。
雖然美國的研究性大學使得世界上很多人羨慕，但是，越來越多的美國大學意識到它們的主導地位處境危險。擔憂有二，一是本科教育的質量，另一個則是大學的經濟模式：教育日益上升的費用是可持續(xù)的嗎？技術領域的進步將如何影響最優(yōu)秀大學的教學和研究的性質和類型？如果我們在學術上富足，為什么我們會開始感到如此貧困？
在過去的十年左右，以及在更加遙遠的過去，美國偉大的大學系統(tǒng)一直面臨著威脅。在我看來，與很多人設想的相反，目前的威脅不是來自中國、印度、日本、韓國或歐洲等海外大學的競爭。事實上，我們應該歡迎外國的競爭，因為這會促進知識更快速地發(fā)展，使得我們能夠解決現在看來棘手的問題。所以，這些威脅實際上來自美國社會內部，包括大學內部和外部。
中國能從美國學什么
中國能夠從美國的經驗中學到什么？美國真的獨特嗎？能夠從我們的經歷中總結出來經驗，為在中國等迥異的地方建立偉大大學提供借鑒嗎？我們確實知道，中國展示出了一些創(chuàng)造偉大的高等教育所需的關鍵因素。它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大量的人力資本。它的人民極其重視高等教育和發(fā)現。它有將發(fā)現轉化為經濟和社會進步的愿望。
當然，中國將不得不規(guī)劃自己通往偉大和發(fā)展偉大大學的道路，但是，中國也能夠從美國的經驗中學到很多，尤其是核心價值，這是實現真正卓越的必要條件。我冒昧地對這個問題做一些推測，讓我來列舉一些參與建立中國大學和就學于中國大學的人可能思考的問題。當中國人渴望創(chuàng)立世界排名前25-50位的大學時，他們應該考慮這12個問題。
中國將不得不對自由質詢和學術自由的價值做出更深層次的承諾。中國將不得不真正將這些核心價值制度化，否則，偉大的科學和學術將不能繁榮發(fā)展。在表面上，中國的教育工作者做了這樣的承諾，但是，他們骨子里并不這樣認為，他們實際的政策和行動也沒有有效地表明承諾。在大學和中國人之間必須形成某種社會互動：為了回報接近絕對的工作自主權（學者和科學家相信自主權會推動新發(fā)現），為了回報能夠實事求是、開誠布公地教育學生，為了回報從中國政府獲得的財政支持，為了回報批判政府政策和舉措的權利——甚至以一種激進的方式——中國學術界必須取得至少三項成果：重要的發(fā)現，能夠改善中國人甚至全世界人民的生活；為年輕人提供的教育，培養(yǎng)21世紀中國經濟蓬勃發(fā)展的所必須具備的技能和批判性推理能力；知識的傳播，使得中國人能夠更好地行使作為公民所擁有的權利，做出其使命所在的明智判斷和決定。直到這種互動形成，通往成功的微小進步才成為可能。到那時，即使偉大的學者和科學家擁有在海外工作的機會，他們中的一部分也會想留在中國大學。
中國將不得不致力于在“學術市場”上建設獎勵系統(tǒng)。科學家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使其做出重要發(fā)現并此其成果獲得廣泛認可，這可能會使研究員個體和機構覺得疲于奔命，甚至導致過分的反常行為。希望獲得認同的壓力在所有的科學系統(tǒng)產生了形形色色的異?，F象，但是，在中國的發(fā)生率似乎比美國和歐洲更高，部分原因可能是來自政府的壓力。
中國的大學必須將文科視作學校的關鍵組成部分。真正偉大的大學，不僅強調數學、科學、工程以及他們帶來的經濟效益，而且還會致力于社會和行為科學以及人文學科。今后的大學將會變得越來越跨學科化，同時，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工作也必須經由人文學者補充，尤其當這些科學家具備了克隆人的能力，并且能開發(fā)出能夠自行做出決定的納米科學結構時，就需要人文學者來討論這些工作是否符合道德規(guī)范。
中國必須解決一個問題，即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的眾多大學要各自扮演怎樣獨特的角色。當其中的一些能夠輕易優(yōu)于另一些時，這些院校就無法為爭取最優(yōu)秀的人才而展開競爭。中國人或許能夠成功地創(chuàng)造出他們自己的，像萬尼瓦爾·布什（VannevarBush）所寫的《科學：無盡的邊疆》（Science：TheEndlessFrontier）那樣的著作，在過去的70年里，這部著作指導著科學和技術的發(fā)展，并且對塑造美國大學的卓越地位影響重大。中國的學術和政治領導人已經為這個國家及其大學制定了目標，但還必須用更長遠的眼光來確定科學的目標到底是什么，以及應該如何實現這些目標。
中國可以跨越美國大學現在面對的結構性障礙。中國必須為它的本科生建立一個開放的、以結果為導向的并且反響良好的課程體系。這個體系不能建立在死記硬背的基礎上，而應該以培養(yǎng)如下能力為基礎：邏輯推理能力、接受質疑的智慧和提出不能在書上找到標準答案問題的能力。從很多方面看，正如哥倫比亞大學生物學家StuartFirestein最近所指出的那樣，無知是推動科學的力量。我們希望研究的，不是我們所知的，而恰恰是我們所不知道的、那些還沒有被解答的問題，才構成了科學探究。因此，一個好的高等教育體系必須能接受多次的失敗但不被打敗。我們錯的時候往往比對的多，當我們做“對”的時候，那些正確的答案只會制造出更多無法解決的問題，而我們的無知就這樣增加了。中國人必須深刻了解，到底要怎樣做才能在解決真正復雜的問題以及回答棘手的問題上取得進展。他們必須讓年輕學生做好準備，在他們12年的中小學教育中，學會如何獨立思考并且愿意挑戰(zhàn)權威。
中國不應該試圖效仿20世紀后半期的美國大學。那是一個舊模式，它在美國成功地運行了50多年，但是，由于一些有待解決的關鍵問題的性質和研究這些問題的新機制，這個模式現在已經在經歷一些修正。
技術將改變那些著名大學在21世紀的教學和研究方式。容納成百甚至上千學生的大型課程將在未來25年內在美國絕跡。除非課程的容量能夠促進學習的質量，那些大型課程才會被保留。教師的角色也會改變。解決問題的方法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大學里已經開始改變。
大學的組織結構也不得不在21世紀有所改變。與其按照舊的理念和結構來設計大學，不如預期和順應這些變化，這將對中國的大學更有利。大學的組織結構將更多地依賴為了解決問題而形成的跨學科結構，并保留由鉆研某一個單一學科而形成的深度知識。21世紀的新語言區(qū)別于其他學科語言的最大競爭力在于，它可以讓研究者和教師跨越學科的障礙，自由交流。新的組織結構將會采用各種不同的形式，因為單一的形式并不能適用于所有情況。美國最好的大學間將會出現巨大的異質性，這些大學背后的運行結構也將互不相同。
與高等院校組織結構變化同時發(fā)生的，還有對校園理念的重新審視。在過去的1000年間，我們對于“校園”這一觀念相對缺乏審視：從羅馬的圓頂；到牛津和劍橋的四方院子；到哈佛和耶魯的庭院和學院體系；到托馬斯·杰斐遜關于弗吉尼亞大學的建筑理念；再到在哥倫比亞和其他城市學府中隨處可見的20世紀校園。我們很可能不需要建造宏偉的建筑，但應當建立一種架構，它追隨而不是決定解決重大問題所需要的學科組合。舉例來說，像在100年前在大學的校園的中心建造巨大的圖書館。另外，當我們在人口更密集的地區(qū)建校園的時候（對中國來說絕對是個問題），為什么我們不考慮采用垂直結構，讓我們的教師和學生能有一些社區(qū)意識?？傊?，中國不應該模仿其他國家在20世紀做的事，而應該試圖尋找面向21世紀的創(chuàng)新。中國必須處理好大學中的思想創(chuàng)新和公司以及孵化器之間的關系，前者是創(chuàng)新的動力，后者則利用大學創(chuàng)造的知識產權來生產新的產品和從事新的交易。如果能夠處理好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就能夠預見到可能存在的利益糾紛并制定政策來緩和矛盾。
當前，美國高等教育的經濟運行模式正在遭受質疑。很有可能，舊的金融模式并不適合21世紀的情況。除了靠慈善活動和捐助，大學應當開發(fā)一些新的收入來源。教育系統(tǒng)的融資和教育成果都需要政府更多的投入。除了少數極負盛名的機構，學費在過去10年的增長不能持續(xù)下去。明智地投資于高等教育，將會有巨大的回報。當美國政府減少對高等教育的投資時，中國完全可以做到這一點。這會使中國擁有它現在還不具備的競爭優(yōu)勢。那些反智主義的論調，在美國已經流行了很長一段時間，它導致一些州政府，比如加利福尼亞州，對高等教育資助大幅度減少。這種行為將嚴重損害我們大學教育體系的質量。
中國也將和美國一樣，不得不應對一個棘手的問題：我們如何既提高數量又提高質量？也就是說，我們如何在給貧困家庭的優(yōu)秀孩子提供機會的同時，保證本科生和研究生群體的質量？我們要如何開發(fā)那些在我們的社會中存在的，還沒有被充分挖掘的非凡才能？
最后，中國可以通過和美國大學建立良好的、經過深思熟慮的戰(zhàn)略伙伴關系而從中受益。合作的單位不一定要是“大學”，而可以通過一個研究實驗室，或者同時在中美兩國大學間舉辦多學科合作來實現。合作戰(zhàn)略可以替代競爭性策略，并且同時提高兩國機構的卓越程度。
從去年我所著《偉大的美國大學》（TheGreatAmericanUniversity）出版到現在，幾乎沒有發(fā)生什么改變。但在今后的歲月里，還有許多東西將不得不改變?！?/p>
作者為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曾于1989年-2003年間任哥大教務長。翻譯徐絲然李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