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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北京一些區(qū)縣又興起了取締打工子弟學校的風暴，大批打工者子弟的未來引起多方關注。

    由于城鄉(xiāng)二元體制的原因，城市享有優(yōu)厚的各種資源，當然包括教育資源在內(nèi)。在城市打工的民工其身份仍是“在城市工作的農(nóng)民”，他們的子女也很難享受到城市孩子的教育資源。因此，專門為他們服務的“打工子弟學校”應運而生。

    由于沒有政府撥款，打工者收入也不高，這類學校必然因陋就簡，很難完全符合專門為城市學校制定的標準。不達標，成為關閉這些學校的重要理由。既然體制原因使這些學校確難得到政府撥款，為了這些孩子不失學，對這些學校的標準就應放寬，不應完全按城市學校標準要求。

    近百年前，胡適在《新青年》上對鄉(xiāng)村學校的議論，仍有非常強烈的現(xiàn)實意義。在新文化運動已進高潮的1918年初，胡適對一些鄉(xiāng)村學校也不顧條件規(guī)范化、城市化辦學非常不滿，他這樣寫道：“列位辦學堂，盡不必問教育部規(guī)程是什么，須先問這塊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譬如我們這里最需的是農(nóng)家常識，蠶桑常識，商業(yè)常識，衛(wèi)生常識，列位卻把修身教科書去教他們做圣賢！又把二十塊錢的風琴去教他們學音樂！又請一位六十塊錢一年的教習教他們的英文！列位且自己想想看，這樣的教育，造得出怎么樣的人才？所以我奉勸列位辦學堂，切莫注重課程的完備，須要注意課程的實用。盡不必去巴結視學員，且去巴結那些小老百姓。視學員說這個學堂好，是沒有用的。需要小老百姓都肯把他們的子弟送來上學，那才是教育有成效了。”這不是非常照顧、考慮、注重傳統(tǒng)、習俗和地方特點嗎？再強調(diào)一次，這篇題為《歸國雜感》的文章，就發(fā)表于現(xiàn)在已被作為“激烈、整體、全盤反傳統(tǒng)”、“機械照搬外國”、“啟蒙”典型的《新青年》上。

    1922年9月，北京政府召開全國學制會議，提出新的學制改革方案提交全國教育聯(lián)合會第八屆年會討論。10月中旬，第八屆年會在濟南召開，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胡適是會議的重要人物。經(jīng)過反復討論、爭論甚至激烈斗爭，最后制定出新學制。同年11月1日，北京政府以“大總統(tǒng)”的名義頒布了新的《學校系統(tǒng)改革案》，史稱“壬戌學制”。新學制基本參照美國學制，以小學、初中、高中的“六三三制”取代了原來的小學、中學“七四制”。

    “壬戌學制”沒有明確規(guī)定教育的宗旨，但提出了七條標準：發(fā)揮平民教育精神；注意個性之發(fā)展；力圖教育普及；注重生活教育；多留伸縮余地，以適應地方情形與需要；顧及國民經(jīng)濟力；兼顧舊制，使改革易于著手。新學制的實質(zhì)是以兒童為中心、學生為中心，重視學生的個性發(fā)展，強調(diào)學生的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注重平民教育和職業(yè)教育。這七條標準，是新文化運動理念在教育領域的具體體現(xiàn)。

    胡適是新學制建立的重要人物，他認為新學制的特別長處在于其彈性，七條標準的精神就是“發(fā)展青年個性，使得選擇自由”，“多留各地方伸縮余地”使各地方可以按照各地方的需要與能力，興辦相當?shù)膶W校，不同的學生有不同的選擇自由。他強調(diào)，在推行新學制學校時，應容許舊學制學校的存在。在這種精神指導下，對當時城鄉(xiāng)仍大量存在的私塾，教育當局并未以行政力量強行取消。

    新文化運動在教育領域中“兼顧舊制”的主張和實踐一直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其實，今天的教育部門仍應從中得到重要啟發(fā)。(作者系北京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