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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6月1日，《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即將開始實行，該條例規(guī)定公共場所、工作場所的室內區(qū)域全面禁煙，“凡是有屋頂?shù)牡胤蕉疾荒芪鼰?rdquo;也使該條例為“史上最嚴”，咖啡館、飯店都將不允許吸煙，室內吸煙區(qū)也將被取消。撫今追昔，自從明末煙草傳入的400多年來，統(tǒng)治者和民間興起過多次控煙運動，這些不吸煙運動在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思潮下展現(xiàn)出了不同的底色。

　　崇本抑末而禁煙

　　煙草起初為美洲土著人“首開先聲”，被當成一種草藥使用，15世紀，哥倫布將其帶回歐洲，煙草便納入到歐洲的醫(yī)學中，被認為是可以治療疾病的植物。

　　16世紀末，煙草被引入到中國，史學家吳晗認為，煙草傳入中國大致有三條路徑，一是從越南輸入廣東，二是從菲律賓傳入福建，三是沿著日本朝鮮一線再到遼東。煙草輸入的時間大致為明朝萬歷、天啟年間。

　　明清時代，由于崇本抑末思維，煙草被統(tǒng)治者普遍認為是奢侈品，由于煙田會占用糧田和勞動力資源，不少皇帝都下達過禁煙的命令。崇禎皇帝曾下令全國禁止煙草。同時清太宗皇太極在遼東也下令禁煙，由于“不許百姓點燈，只許州官放火”的禁百姓不禁貴族的方式，皇太極的禁令并未起到效果，他不得不將法令變更為不允許走私，但允許自種自吸。

　　明清兩朝的控煙行為均屬徒勞無功，在清朝康熙年間，煙草基本傳遍中國，清人在筆記中稱“今世士大夫，下逮輿臺仕女，無不嗜煙草者。”在《紅樓夢》中也出現(xiàn)關于吸煙的描寫。

　　對于煙草的危害，由于沒有試驗科學的根基，中醫(yī)界也莫衷一是。明末醫(yī)學家張介賓在著作中稱，明軍在云南征戰(zhàn)，無不染病，僅有一營士兵健康如初，原因是他們有吸煙的習慣。部分傳統(tǒng)中醫(yī)認為煙草不會有害身體，還可以提供身體所需的陽氣。

　　養(yǎng)生體系下的不吸煙

　　近代紙煙的出現(xiàn)是工業(yè)技術的產物，而明清時期國人的吸食煙草方式以旱煙和水煙為主，紀曉嵐絕不會以雙手夾著紙煙的形象示人。在19世紀80年代，美國的煙草公司首次將紙煙引入中國，此后中國的紙煙消費量由1890年代的每年910萬支，逐步攀至1900年代的每年3.58億支，1910年代消費量躥升為75億支，而同時期美國的消費量也只有85億支。由于紙煙吸食便利，加之部分通商口岸的國人向往西化，吸紙煙成為一種時尚的生活方式。

　　西方關于吸煙是否有害健康的論證和相關知識也“如影隨形”傳入國內，19世紀后新興的實驗科學證明煙草有毒，正規(guī)醫(yī)療開始減少使用煙草。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國家開始小規(guī)模的開展反煙草運動。在這些運動中，吸煙者個人的身體健康僅僅是一個考慮原因，其中更重要的是對民族未來的影響。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值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風起云涌，各國都認同“優(yōu)勝劣汰”的國際秩序，因此吸煙不僅損害個人身體健康，還與民族命運息息相關。

　　西方關于吸煙的討論很快被中國本土養(yǎng)生體系“招安”。1905年大公報曾有一則《太后戒煙確聞》的報道，報道稱慈禧太后認為紙煙有害腦力，已經戒煙?？梢婈P于香煙的討論依然逃不出傳統(tǒng)”養(yǎng)生“的“主旋律”，在國民、民族概念和意識淡薄之時，吸煙并不會延伸至民族命運的話題。

　　吸煙危害國家與民族

　　來自歐美的傳教士在晚清起到了號召戒煙的主力軍作用，1910年，來到中國的美國傳教士丁義華投身于不吸煙運動，他在大公報發(fā)表一系列文章號召戒煙，除了列舉損害健康和經濟等理由外，丁義華的獨特之處在于將為何不吸煙的解釋融入到中國特色國情中。丁義華將中國儒家“修身”的概念貫徹其中，還將吸煙從損害個人健康擴大為民族安危，提出“立憲國民不吸煙”，借用儒家倫理以及清末流行的民族主義等觀點，丁義華成功了將西方不吸煙理論“中國化”，取得了一定的傳播效果。在晚清民族主義潮流下，吸煙開始被打上了危害民族未來的烙印。

　　此后，中國的社會精英也接過外國傳教士的“接力棒”，組織了不吸煙運動，其中代表人物是伍廷芳。伍廷芳熟悉中西方文化，曾擔任李鴻章的幕僚，參與了《馬關條約》的談判，隨后擔任清廷駐美公使，由于對清廷愈加失望，10年他離開官場前往上海居住，旋即成立了衛(wèi)生慎食會，倡導健康的衛(wèi)生和飲食，并因為衛(wèi)生理由發(fā)動剪辮子運動。在關注吸煙問題后，1911年伍廷芳開展了規(guī)勸不吸煙運動，這次不吸煙運動利用晚清逐漸興起的報業(yè)以及公共空間集會等形式宣傳戒煙理念。

　　社會精英發(fā)動不吸煙運動表明了地方勢力的崛起，在急劇的社會變動中，上海出現(xiàn)了大量新興社會階層，他們紛紛結社，表達對社會和政治的看法和意見。在民族主義浪潮風起云涌和國民意識喚醒的時代，這批精英更加關注吸煙對于國家和民族的危害。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正因為晚清地方勢力興起，中央控制權旁落，地方精英擁有了社會動員的空間，但也正因辛亥革命的爆發(fā)，不吸煙運動逐漸聲息漸銷，淹沒在政治洪流中。其領導者多數(shù)社會精英忙于推動政治革命，微不足道的不吸煙運動被置于偏角僻落。此外，很多革命派領袖都吸紙煙，上海都督陳其美將紙煙放置在客廳內，用來招待客人，互敬紙煙成為社會交往中的流行風氣。

　　吸煙是資本主義必然產物

　　在不吸煙運動沉寂的20世紀20年代，另一種對于吸煙的看法產生了。共產黨人施存統(tǒng)認為，勸說個人不吸煙是徒勞的，因為吸食紙煙是資本主義社會必然發(fā)生的現(xiàn)象，人是社會的動物，很難擺脫與資本主義社會聯(lián)系密切的紙煙。他還認為增稅亦不可取，因為中國受不平等條約限制，無法自主提高關稅。左翼思想從反帝反軍閥角度看待吸煙問題，認為這是社會結構性問題，任何個人的勸導都無法達成效果。

　　這種對于吸煙問題的看法鮮明的反映出20年代由于國共兩黨的興起，反帝反軍閥運動登上歷史舞臺，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的革命成為敘事中的“主干道”，中國社會將再次經歷暴風驟雨的沖刷。

　　無果的新生活運動

　　1930年代，當較大規(guī)模的不吸煙運動已成往事時，一場由政府領導的不吸煙運動開始了，其搭載了 “新生活運動”的便車。新生活運動是蔣介石在南昌發(fā)起的一次社會改良運動，希望借此將中國人改造成有道德、愛國的現(xiàn)代公民，許多中國人日常的陋習，諸如吐痰、插隊都被認為是要求改正的習慣，而“紙煙勿吸“和禁吸鴉片并列在一起。這是中國官方第一次要求民眾戒吸紙煙。

　　蔣介石痛恨吸煙與他的思想有直接關系，他服膺理學，并嚴格按照理學的教條，平時只喝清水，戒除酒、鴉片、煙草甚至茶等一切可能使人上癮的物品，基督教的節(jié)制觀念進一步影響了他。蔣介石在向各級官員講述戒煙主張時稱，“前幾天我還在街上看見一個小學生吸紙煙，這樣還了得嗎”。他還說，曾在福建看到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孩在街上吸煙，蔣介石隨即叫他的父母要來“辦”他。1935年1月，蔣介石在浙江看到很多大幅紙煙廣告牌，便親自發(fā)電報給浙江省官員，命令他們禁止煙草廣告，并將這些廣告換成新生活運動的宣傳和國內農產品的廣告。

　　新生活運動中，南京政府曾命令一經發(fā)現(xiàn)未成年人吸煙，立即逮送警局，處罰家長，開除學籍。但由于時局動蕩，國民黨基層組織渙散，宣傳疲軟等因素，該運動一直“蹣跚而行”。此外，國民黨內部也有人對不吸煙命令持反對看法，汪精衛(wèi)認為，以國家強制力量干涉民眾個人生活并不妥當，私人空間應該拒絕國家力量的手伸入。

　　經濟困難是不吸煙運動最大的掣肘，根據35年的《財政年鑒》，33年紙煙稅收入占總支出的8.3%，為了彌補“剿共”的赤字，還不得不提高紙煙稅。紙煙生產已經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輕工業(yè)之一，中國煙草業(yè)鏈條上附著著大量工人和農民，他們的生計問題也讓不吸煙運動只能殘喘以致夭折。

　　據數(shù)據統(tǒng)計，1934年新生活運動發(fā)動當年，紙煙銷量僅降低2.5%，35年銷量恢復正常，并在36和37年持續(xù)增長。這說明這次由官方主導的不吸煙運動只能是一場鏡花水月。

　　邊區(qū)政策鐘擺以經濟為核心

　　在蔣介石開展新生活運動六、七年后，中國共產黨也發(fā)起了禁煙運動，不過運動背后的目的完全不同。抗戰(zhàn)后，中共中央位于陜甘寧邊區(qū)，由于該地工業(yè)基礎差，農村基本以吸食旱煙和水煙為主，抗戰(zhàn)后大量進步知識分子進入邊區(qū)，吸食紙煙的習慣也“空降”邊區(qū)并生根發(fā)芽。中共很多領導人都吸食紙煙，典型代表就是毛澤東，我們今天想到的毛澤東最熟悉的形象之一就是煙不離手。在皖南事變前，邊區(qū)的紙煙供應來自周邊國統(tǒng)區(qū)，甚至有從日本占領區(qū)輾轉運入的。

　　41年皖南事變發(fā)生，國共關系迅速惡化，國民黨政府不再向邊區(qū)提供現(xiàn)金和物資補助，并對邊區(qū)實施經濟封鎖，邊區(qū)現(xiàn)巨額貿易逆差。紙煙消費加劇了貿易逆差，外來的紙煙從0.1元10根漲到了4元左右10根。為了防止資金外流，邊區(qū)開始對煙草這種非生活必需品限制進口。

　　42年1月，邊區(qū)政府宣布禁止任何紙煙入境。3月又禁止售賣香煙，僅允許轉口貿易。但旱煙和水煙不在禁令之內，這一定程度上說明邊區(qū)禁煙目的并不是為了身體健康等原因，而是為了限制現(xiàn)金外流，畢竟紙煙需要一定工業(yè)基礎才能制作，而旱煙和水煙邊區(qū)當?shù)鼐湍軌蛏a。然而，還是有些部門把紙煙列入“特許”入境物資，由于在邊區(qū)有吸食紙煙習慣的多是各級干部，特許也許是為了滿足領導嗜好。在這種禁賣不禁吸的情況下，紙煙不可能完全禁絕。

　　由于禁止不力，走私猖獗反倒減少稅收，1943年6月，邊區(qū)改用對紙煙征重稅的方法代替進口禁令。由于邊區(qū)自己生產的紙煙質量較差，面對外來紙煙“雀占鳩巢”的情況，44年1月，邊區(qū)要求所有脫產人員抵制外來紙煙，《解放日報》以邊區(qū)政府主席林伯渠為典型，林宣布自己開墾了一畝煙葉田，并戒吸外來紙煙，西北局書記高崗也稱“以后不吸紙煙，改吸旱煙”。邊區(qū)還與43年將煙草列入生產自給項目之一。44年2月，由于邊區(qū)生產節(jié)約運動如火如荼，加之邊區(qū)紙煙業(yè)有所發(fā)展，邊區(qū)政府再次全面禁止紙煙進口，并且不允許過境。

　　在邊區(qū)外的其他中共根據地，軍隊是紙煙最大的消費群體，淮南根據地新四軍第二師師長張云逸發(fā)現(xiàn)有士兵撿干部丟掉的煙頭抽，便下令開辦新群煙廠，由于距離敵占區(qū)和烤煙種植區(qū)較近，煙廠可以方便的引進機器技術人員以及原材料，煙廠生產的飛馬牌香煙，還賣到敵占區(qū)。毛澤東也曾對飛馬牌香煙贊賞有加。

　　群眾性戒煙運動妨礙生產

　　1949年國共內戰(zhàn)大局已定，49年2月，中共在東北建立了煙酒專賣制度，50年毛澤東批文“所有黨政人員一律不要用外國及外商的紙煙，亦最好不吸私營紙煙。”這反映了50年代中國社會公有制即將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在50年全國卷煙工業(yè)會議上，計劃性生產的國家專賣制度取代了自由生產和銷售制度，全國的紙煙業(yè)都被納入到計劃經濟體制中。

　　1953年毛澤東批示推遲執(zhí)行衛(wèi)生部發(fā)起群眾性戒煙運動，認為這是對生產有妨礙的工作。這說明中共領導人一直都是從經濟角度來看待紙煙生產。從大躍進期間的“除四害”運動可以看出，中共的動員能力非同一般，相比國民黨虛弱的控制力，如果那個年代中共發(fā)動戒煙運動，應該會取得比新生活運動中的戒煙要強得多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煙癮很大的中共領導人并不占少數(shù)，除了毛澤東以外，劉少奇、高崗等人煙癮也很大，在中南海服務員的回憶中，高崗每次開會吸煙只點一次火，并一支接一支的續(xù)燃下去，領導們曾經發(fā)起“瓜子代煙”的戒煙行動，但也失敗告終。

　　控煙措施逐步加強

　　毛澤東時代過后，1988年在人大會議上，鄧小平點燃香煙吸食，粵劇表演藝術家鄺健廉將一張寫有“請小平同志在主席臺上不要吸煙”的紙條傳遞給鄧小平，隨后鄧小平將香煙熄滅。轉變從這里開始，會場上的煙灰缸銷聲匿跡，人們再也看不到在人大會議上吸煙的場景，也看不到國家領導人噴云吐霧間與外國友人談笑風生的畫面。

　　2005年，中國加入《煙草控制框架條約》，2013年，政府要求各級干部不得在禁止吸煙的公共場所吸煙，也不準在各類公務活動中吸煙。2014年，第一部適用于全國范圍的控煙條例制定，規(guī)定在公共場所全面禁煙，煙盒上的“吸煙有害健康”文字區(qū)域面積擴大。2015年6月1日，北京也將迎來“史上最嚴”的禁煙措施。

　　結語

　　控煙運動的湍急與平緩，一直深受“他山落雨”的影響。崇本抑末、養(yǎng)生、民族主義國民意識、反帝反軍閥等社會思潮以及現(xiàn)實經濟利益的考量深刻支配著控煙運動?？責熯\動很少以獨立身份“登臺”，正如其只是新生活運動和邊區(qū)經濟政策的一個方面。宛如螞蟻能夠背負多于體重數(shù)倍的物體，一只小小的香煙承載了歷史，也蘊含了足夠宏大的社會政治命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