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稅改革目標應為底層減負、全體享福
發(fā)稿時間：2011-10-08 00:00:00 來源：《財經》雜志 作者：李煒光
2011年6月的最后一天值得紀念。在中國公民和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多位委員的積極促動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修改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決策者反復權衡利弊得失，終于在一定程度上聽取了民意，這對于今后社會公眾參與公共決策，而不總是充當旁觀者起了一個不錯的示范作用。
但接下來的情形卻又多少有些令人失望，許多人似乎僅僅滿足于自家上調“起征點”的愿望已然實現，而對個稅進一步改革的關注熱度馬上就降溫了，現在媒體上已很少有人繼續(xù)關注個稅改革就是一個證明。
而在這個起伏跌宕的過程中，仍然存在人們沒有充分注意到的問題，即這次調整充其量只是對某個次要環(huán)節(jié)的“修正”，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公眾對于不當稅斂的抱怨情緒，但絕說不上是一次實質性的稅制改革。只是鑼鼓敲得響，個稅改革的大幕其實沒有真的拉開。
起征點之惑
在當前微妙的經濟形勢下，CPI高企，民眾錢包縮水，個稅稅率卻未見跟著調整，納稅人的實際負擔表面上未漲，實際上卻增重了不少，每個家庭為日常過日子多花幾百元，低收入者更是感覺度日艱難。
由于通脹率持續(xù)走高，導致銀行實際利率長期處于負利率狀態(tài)，這也誘發(fā)了資金從儲蓄轉入各種投資領域，短期性的投機活動大增，提高了整個經濟發(fā)展的系統(tǒng)性風險。
低利率的金融政策，加上不利于底層人民的財政政策，除了制造投機之外，也在事實上造成了富人更富、貧者越貧的窘境。老百姓對自己手頭的錢不值錢還要承受稅收負擔心知肚明，坊間議論紛紛，就是少交一毛錢也是好的。
此次個稅法修改征求意見，共有8萬多網民參與并提出了23萬條意見，比以往20多部法律草案征求意見的總和還要多。
對于3000元免征額，85％的網民表示不贊成。當得知這些意見未被二審稿接受時，民間掀起了更大的反對浪潮，直到最后常委會議接受3500元的要求為止。這種情形，為幾十年以來所未有，稱得上是政治生活中的一道亮麗風景線。
稅改真問題
但這次個稅調整還是犯了老毛病，避重就輕，小打小鬧，解決不了稅制設計和運行機制之間已存在的諸多老問題。
“綜合稅制與分類稅制相結合”早就被確認為個稅改革的目標模式，卻至今未見任何動靜，與之相關的個人各類所得如何綜合在一起，以及應不應該以家庭為納稅主體、免征額通脹指數化等問題統(tǒng)統(tǒng)絕口不提。
對于龐大的財政收入而言，個人所得稅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起征點的調整固然重要，但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其他要緊問題，那么就很難說稅收改革是成功的。
而且，稅改的方向不能只是為了政府增加收入服務，而是應該轉到為老百姓服務的方向上來。
這就意味著稅制改革要考慮到怎樣才能促成“底層人民減負、全體人民享福”的局面。底層減負意味著縮減由于貧富差距導致的社會不公，而享福意味著對于稅收的使用應該有更多公民的監(jiān)督，以真正達到所謂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這么多迫在眉睫的改革“真”問題統(tǒng)統(tǒng)被繞開，這樣的個稅“改革”除了繼續(xù)積累問題，到底能有多大作用？這樣的稅制，又怎能不改？
中國個人所得稅在稅制設計上沒有多少技術含量可言。我國是世界上少數實行分類所得稅制的國家之一，這種稅制最大的特點就是對同一納稅人不同類型的所得，分別扣除費用，又按照不同的稅率分別征稅。
這種差別待遇的征稅方式，顯然沒有全面考慮納稅者真實的承受能力，極易導致那些所得來源渠道多樣、綜合收入較高的人逃脫稅收，從而造成稅負的縱向度的不平等。
他們可以通過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費用等辦法達到少交稅、不交稅的目的，而稅收負擔就會轉由那些收入來源渠道單一、收入水平較低的納稅人來承擔，所謂稅收的公平性就無從談起。這樣的稅制，怎能不改？
中國個稅生計費用扣除與納稅人的實際生活成本之間的差距相當大，由于是以個人為納稅單位，對每個人都給予同等金額的費用扣除待遇，納稅人家庭成員的構成和家庭支出的因素就被完全忽略掉了，諸如撫養(yǎng)、贍養(yǎng)、就業(yè)、教育、醫(yī)療、購房等，它們直接決定著每個納稅人究竟能夠承擔多少稅收。
這樣做的結果，就是納稅人所承擔的稅負常常遠超過其實際承受稅收的能力，量能負擔這一最基本的稅收原則逃得不見蹤影。這樣的稅制，怎能不改？
個人所得稅的費用扣除，其目的主要在于保障納稅人的基本生存權，故而必須貫徹納稅人必要生活支出免稅的原則。也就是說，過日子的錢只能用以過日子，不能用來交稅。
由于各地經濟發(fā)展水平極不平衡，各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也就存在極大的差異，全國一刀切地實行一個扣除標準本來就是個笑話，這樣的政策卻在我國實行了20多年而未加改變。
即使在經濟發(fā)達地區(qū)，中低收入群體仍占較大的比重，而這些地區(qū)的人們?yōu)榫S持必要生活而支出的費用成本也必然大大高于經濟不發(fā)達地區(qū)，如果不提高這些地區(qū)的免征額標準，就可能出現百姓把居家過日子的錢當做國稅來上交的情形，這在稅收上有個行話，叫做“惡稅”。這樣的稅制，怎能不改？
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幾乎沒有調解貧富差距的作用，一些權威學者對此判斷頗不服氣，拿出高收入階層納稅在個稅中所占比重作為根據來說事，但卻沒有多少說服力。其實將稅前基尼系數和稅后基尼系數拿來做個對比就一目了然了。
仔細比照1994年至2008年的《中國統(tǒng)計年鑒》公布的各年數據，發(fā)現我國城鎮(zhèn)居民個人所得稅稅前和稅后的基尼系數有微弱的上升趨勢，說明現行個稅調節(jié)貧富差距的作用不是丁點兒沒有，只是非常小，小到若取兩位小數點的話，稅前和稅后就是基本相同的數字，只能得出我國個人所得稅對城鎮(zhèn)居民收入基本不存在調節(jié)作用的結論。
而美國、英國、日本等國的稅前和稅后收入比，一般稅前收入比相差會達到十幾倍的樣子，但征稅之后再比，其收入差距就縮小到三四倍了。
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5，收入分配不公的狀況早就大大超過世界多數國家。在中國，現在已經很難形成所謂的中產階級，不同群體之間的差距過大已成難以改變的事實，社會已然就此發(fā)生斷裂。這樣的稅制，怎能不改？
個人所得稅的詭異在于，當中低收入群體正在為免征額標準的提升給自己帶來實際好處（少納稅）的時候，某種不可測之壓力可能也伴隨而來。
問題出在這是在社會貧富差距已然過大的背景下，面向所有納稅人群進行的調整。
費用扣除標準的提升在降低中低收入者負擔的同時，也會進一步拉大高收入者與中低收入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其結果，不僅不會給中低收入者帶來真正的好處，反而會增加高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
如此，中低收入群體當初的一點喜悅就可能保持不了多長時間，人們就又會為新的、更大的社會貧富差距而困擾。比如，當通貨膨脹襲來的時候就會看到，真正的受害者并不主要是那些富有者，而依然是窮人，現有的稅制可能連你最基本的必要生活費用都保證不了。如果沒有個人所得稅根本性的改革，這將是一個難以避免的和正在出現的結果。這樣的稅制，怎能不改？
稅改出路
顯然，現行個稅稅基狹窄，導致工薪之外的稅源大量流失，對調節(jié)財產性收入無能為力，也就幾乎沒有調解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我曾經呼吁在中國實行減稅政策，但若是在這樣的稅制結構之下運作，即使實行了輕稅政策，也還是解決不了稅負不均、不公正的問題。如果不徹底下決心對現行個人所得稅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改革，就只能繼續(xù)看著社會貧富差距一步步拉大而束手無策。
在我國未來的個稅改革方案中，應當在稅前增加若干必要的費用扣除項目，簡單說，家庭日常消費支出，吃喝拉撒睡之類的費用支出都不應被征稅。納稅人用于自身的和子女的教育費用、老人贍養(yǎng)、購買保險、大額醫(yī)藥費、為殘疾人家屬購買的自助設備、自用住宅貸款利息支出、公益性捐贈、災害損失等，也不應被排除在免征范圍之外。公民個人與組成家庭，在稅負上也應有個明顯的差別，不能像現在這樣都混在一起算。
此外，還應考慮不同行業(yè)和職業(yè)的因素等。我國應借鑒國外的經驗，生計費用的扣除標準應與CPI掛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國務院或地方人大，每年擇機進行調整。
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西方各國大都實行了多級累進稅率，有的多達幾十個級別，但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世界性的減稅運動中，各國的稅率級距明顯減少，稅率也大大降低。經合組織16個成員國的稅率級距平均從10級以上減少到不足6級，其中英國減到只剩兩個。歐洲和西亞多個國家甚至實行了單一稅率。
在我國，稅率級次只要5個或更少些就足夠了，現在的7個還是太多，工薪所得最高邊際稅率30％也就可以了，現在的45％高得離譜，也不會有人認同在這個稅率層次上老老實實地納稅，所以應該降低乃至取消。
關于以個人還是家庭為納稅申報單位的爭論，筆者更傾向于后者，因為后者更能充分考慮家庭成員的人數、家庭總收入、需要贍養(yǎng)的人數是否有殘疾人等，也就更能體現納稅人的綜合負擔能力和體現稅收負擔的縱向公平。近期的改革可以考慮設置個人和家庭兩種申報單位，由納稅人自行選擇其中一種，為將來全面推行以家庭為納稅申報單位進行技術上的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