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方”理念下的歐洲政經發(fā)展戰(zhàn)略
發(fā)稿時間：2015-11-09 00:00:00
“唱衰歐洲”“看空歐洲”近年來在國內外學術界以及政策界非常流行。比如，英國《金融時報》在今年10月份的一篇評論文章就認為，歐洲正疲于應對五場未曾預見、正處于不同階段的危機：難民危機、歐元區(qū)外圍國家債務危機、全球經濟低迷、烏克蘭危機以及大眾汽車丑聞。種種“利空”消息讓很多觀察人士認為歐洲前途暗淡。究竟該如何客觀地看待歐洲，歐洲是否有能力走出“艱難時世”？
歐洲經濟：以改革促增長
2013年是歐洲經濟具有轉折點意義的一年，在這一年歐洲經濟復蘇的勢頭逐漸企穩(wěn)，當年第四季度歐元區(qū)經濟增長0.3%，更為重要的是，歐元區(qū)六大經濟體（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全都在第四季度實現正增長，這是自2010年以來的頭一次。此外，無論是歐盟整體還是歐元區(qū)，經常賬戶順差持續(xù)增長。
歐盟委員會在2015年2月發(fā)布的《冬季經濟預測》報告中認為，歐盟已進入了第三年的復蘇，預計2015年，歐盟成員國將全部實現正增長，失業(yè)率逐步下降，通脹率繼續(xù)維持較低水平，赤字率和債務率持續(xù)下降。
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上，相較其他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歐盟經濟增長不僅微弱，甚至可以說是有些“停滯”，那么歐盟的經濟是否真得像一些評論所說的那樣經歷一個“失去的十年”？情況并非如此，歐洲的政治精英們現在要做的，不能簡單地通過財政刺激來推高促進經濟增長速度，而是要實施著眼于歐洲未來競爭力的結構性改革。歐盟經濟的這種低增長正是改革陣痛的體現。
當前歐盟經濟虛弱的根源不是債務危機，而是歐盟國家內部不適應全球化競爭的經濟社會制度。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缺乏財政可持續(xù)性的社會福利制度；二是缺乏彈性的勞動力市場。這也構成了所謂“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內容。但這些改革涉及歐盟國家強大的利益集團，推行起來阻力重重。此次債務危機的爆發(fā)為歐洲的結構性改革提供了難得的契機，歐洲的政治精英們顯然也沒有“浪費”掉這次危機，而是及時把握住機會，實施了早已成為共識但卻迫于國內壓力而一直停滯不前的結構性改革。這次歐洲的領導人進行改革的勇氣和決心要比之前堅定很多，并非單純是為了應對此次債務危機，而是歐洲政治經濟精英們的共識：將危機作為推進歐洲改革與轉型的契機和合法性來源，通過結構性改革來提升和重塑歐洲在全球的經濟競爭力。
歐盟政治結構：德國成為領導核心
歐債危機以來歐盟內部的權力結構發(fā)生了變化，德國地位的上升成為不爭的事實，德國與歐洲的關系再次受到矚目。
后危機時代的歐盟面臨三個主要任務：一是恢復經濟增長。當前歐盟經濟的復蘇仍然具有不確定性，逆轉的風險是存在的。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復蘇缺乏經濟企穩(wěn)的有力支撐。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是衡量一國經濟活躍程度的重要指標，歐元區(qū)的CPI已經長時間處于1%以下。第二，雖然歐盟經濟整體實現正增長，但失業(yè)率仍然居高不下，這種“無就業(yè)增長”如果長期持續(xù)，不僅會影響宏觀經濟，還會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二是完善銀行業(yè)聯盟的建設。銀行危機與政府財政危機之間相互傳染是此次歐債危機的重要原因，建立銀行業(yè)聯盟，切斷兩者之間的惡性循環(huán)是將來預防類似危機再度爆發(fā)的重要舉措。三是財政一體化。這是從根本上消除歐元制度中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分離這一內在缺陷的解決途徑，在基本制度層面避免危機重演。對于這三大任務，德國正憑借其主導地位進一步發(fā)揮直接影響，將自己的理念滲透到了宏觀層面的歐洲一體化制度建設和微觀層面的經濟運行之中。
除了經濟事務外，德國在歐盟外交和安全領域的發(fā)言權也越來越大，正在取代傳統上法國在這些領域的主導地位。在此次烏克蘭危機中，德國扮演了代表歐盟的“總協調人”的角色：一方面努力與美國和烏克蘭達成一致的立場，小心謹慎地控制著制裁的規(guī)模與節(jié)奏，迫使俄羅斯妥協；另一方面利用與俄羅斯的特殊關系，成為俄羅斯與西方世界談判溝通的橋梁。當前德國在事實上主導著歐盟的對俄政策，迄今為止歐盟所提出的烏克蘭危機解決方案，還是遵循德國的思路：遵守明斯克協議。而明斯克協議的基本內容就是之前德國提出的解決路徑：烏克蘭實施某種形式的聯邦制，東部享有特殊的自治地位，可以與俄羅斯保持密切關系，但烏克蘭的主權統一要得到保障。
如果說債務危機讓德國獲得了歐洲的經濟主導權，烏克蘭危機又大大增強了德國在軍事和安全領域的話語權；那么此次對歐洲遭遇的難民危機的處理，則讓德國在歐洲內的領導地位具有了道義上的合法性。在意識到很難阻擋難民涌入德國之后，默克爾采取主動，歡迎難民來德國，雖然因為各方面原因，德國隨后又收緊接收難民的條件限制，但仍然給法國和英國等其他較大的歐盟成員國帶來了道德上的壓力，也讓德國擁有了其他歐洲國家無可比擬的道德高度，使得德國的領導權更為穩(wěn)固。德國的“重新崛起”，使得歐洲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在政治上更具有凝聚力，在全球舞臺上行動能力大為增強。
歐洲對外戰(zhàn)略調整：打造“大西方”
歐債危機不僅影響了歐盟的政治經濟形勢，更為重要的是，改變了歐洲政治精英對自身力量與外部世界的看法。他們發(fā)現歐盟不像他們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強大，而是完全暴露在經濟全球化的風險之中，在當前的國際秩序下，歐盟是脆弱的。于是歐洲人開始思考重新構建國際秩序的安排，將對外戰(zhàn)略的重點投向了大西洋，推動發(fā)達國家間更緊密的合作，并讓這種合作進一步體制化，建立以歐美為核心的“大西方”。
“大西方”是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提出的一個概念，認為西方的衰落并非歷史的必然，如果美國和歐洲為了共同的目標一起努力，就可以塑造出一個更廣大和更具活力的西方。他認為這個“大西方”的地盤將從北美一直延伸到歐洲，然后再進入歐亞大陸。布熱津斯基的這一理念實際正在被歐洲人所實踐。所以，我們看到，在2008年之前，無論是歐洲的政治家還是歐洲的學者，都非常喜歡談論“歐盟是一支什么樣的力量”，也非常強調歐盟這支力量不同于美國的所謂“獨立性”和“獨特性”。但2008年之后，歐洲的政策界和研究界對自身力量的看法普遍發(fā)生了改變，不再刻意強調歐洲在國際政治中相對于美國的獨立性，而是轉向加強歐美關系，害怕被美國人拋棄。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歐盟加快了新一輪全球自貿區(qū)談判的步伐。以往歐盟自貿區(qū)談判往往都是遵循國際分工與產業(yè)互補的原則，大多與發(fā)展中國家之間展開。而歐盟此輪自貿區(qū)談判對象則集中在美國、日本和加拿大等西方發(fā)達國家；同時，自貿區(qū)協定在內容上往往是全面和高標準的，而非傳統自貿區(qū)談判中以削減關稅為主要內容，且所涉及的產業(yè)類別有限。
烏克蘭危機爆發(fā)后，習慣于享受冷戰(zhàn)結束所帶來的20多年和平的歐洲人第一次切實地感受到了戰(zhàn)爭離他們并不遙遠，歐洲的安全并非萬無一失。這讓烏克蘭危機成為了歐美加強合作的另一個動力，特別是歐美在北約框架下合作。德國《世界報》在2014年刊發(fā)了一篇題目為“歐洲更依賴美國，而非中國”的文章，該文認為，美國對于歐洲的重要性不僅僅體現在經貿上，美國是歐洲無可替代的盟友，政治上捍衛(wèi)和平和自由，經濟上則致力于開放市場、健全國際法治。歐洲如果以為，不依靠美國也能建立一個穩(wěn)定的、符合西方構想的全球經濟秩序，那簡直就是無知，甚至傲慢。這應該是比較典型地反映了當前歐洲在對外戰(zhàn)略方面的考量。
中國對歐洲一體化的支持在傳統上基于兩個判斷：一是歐洲人聯合走一體化之路的目的之一是要擺脫美國的控制和影響，成為國際政治舞臺上一支獨立的力量，成為多極化世界中的獨立一極。二是成為獨立一極的歐洲是平衡美國的重要力量。但從歐洲目前的對外戰(zhàn)略來看，它既無獨立于美國的雄心，更無意愿成為一支平衡美國的力量，而是在戰(zhàn)略上加速倒向了美國，“大西方”正在從一個概念變成一種現實。這對中國構成了嚴峻挑戰(zhà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