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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倫敦商業(yè)貿(mào)易的膨脹性擴張，從14世紀至16世紀都是英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特征。13世紀初，倫敦占英國對外貿(mào)易的份額僅16.9％，到14世紀初僅一個世紀，其份額升至36％，到15世紀后期則升至61％。①單就呢絨出口一項，其出口份額也相當驚人，1400年約占全部出口的50％，1480年左右升至70％，1530年左右超過80％。②

倫敦對外貿(mào)易的飛速增長，往往是以侵蝕其他港口為代價的。很多東部港口如波士頓、赫爾、林恩和大雅茅斯等的衰落就是受到了它的影響。這些地方港口的海外貿(mào)易絕大部分都被吸引到倫敦這個超級城市當中。南部港口南安普頓在16世紀初的衰落也是倫敦貿(mào)易擴張的結(jié)果。

南安普頓在整個中世紀里，一直是英國的重要航運中心，特別是15世紀，西歐最為富有的意大利商人把這里作為與英國進行貿(mào)易的貨物集散中心，使其貿(mào)易達到頂峰，然而其繁榮卻沒有在16世紀繼續(xù)維持下去。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它從英國的三大港口之一衰落為一個破敗的港口。而南安普頓的貿(mào)易衰落與倫敦這一時期的貿(mào)易擴張息息相關(guān)。

倫敦商人對南安普頓貿(mào)易的控制

從15世紀中后期開始，倫敦商人侵入南安普頓港口貿(mào)易，并掌握了貿(mào)易的主導權(quán)。在港口每一處貿(mào)易當中都可以看到倫敦商人的身影。他們將這里作為倫敦與意大利進行貿(mào)易的外港，并從控制當?shù)嘏c地中海貿(mào)易開始漸漸伸展到南安普頓貿(mào)易的各方面，如逐漸支配了康沃爾和肯特郡到這里的錫類貿(mào)易，開始大量投資于剛剛恢復中的加斯科尼葡萄酒貿(mào)易，很快又出現(xiàn)在與西班牙和布列塔尼的貿(mào)易中，勢頭完全超過了南安普頓本地商人，并把他們排擠在一邊。一些倫敦商人甚至來到南安普頓居住，與在倫敦的商人展開合作，約翰和理查·沃克的合作就是其中的典型。

15世紀早期時，倫敦商人對南安普頓興趣并不大。1426～1427年只有3個倫敦人在南安普頓托運貨物；1429～1430年為6人；1433年～1434年也是6人；1440～1441年為7個人。他們托運的貨物量較小，而且都是通過從低地國家來的商船運輸。將從南安普頓上岸的意大利貨物由陸路轉(zhuǎn)運到倫敦，也幾乎完全被住在南安普頓的外國商人掌握。倫敦商人日益參與到南安普頓的地中海貿(mào)易中來，是受威尼斯甲列船（Galley）到英格蘭貿(mào)易航線發(fā)生改變的影響。

杰克·凱德起義和1455～1456年倫敦激烈的排外騷亂后，威尼斯決定把南安普頓作為他們在英國的首要港口。倫敦商人運往地中海的貨物裝載到港口的意大利甲列船上，不得不走南安普頓這條線，從意大利運回的貨物也通過陸路運往倫敦。這樣，通過南安普頓運輸進出口貨物的倫敦商人數(shù)量和貨運量激增。

1457～1458年，12個倫敦商人通過南安普頓運輸了38份貨物，大大超過了當?shù)厣倘说呢涍\量；1459年米迦勒節(jié)到1460年米迦勒節(jié)之間，有15個倫敦商人托運了貨物。其中倫敦大布商托馬斯·庫克托運了636包菘藍、2包用于染色的胭脂以及96匹未染色的呢絨。雖然后來威尼斯甲列船又回到了倫敦，但是許多倫敦商人仍然通過停泊在南安普頓的船只運輸貨物，而且運貨量比當?shù)厣倘舜?。例如，?470年米迦勒節(jié)到12月的兩個半月之間，有10個倫敦商人通過南安普頓運輸了1715包菘藍和大約600包未染色的呢絨。③

1485年從南安普頓起航的哈爾克號（le hulke）帆船，倫敦人詹姆斯·芬切是船主，它在港口裝運的貨物中有的屬于意大利人，還有9個倫敦人所有的181.5包短呢絨、18塊鉛、60塊皮革、530小包和52大包羊毛。1504～1505年埃米塔吉（Ermytage）號帆船在三月起航前往意大利，船上貨物包括意大利商人的羊毛、錫、白镴器具和呢絨，6個倫敦人的492包羊毛，2大包6巴利特（balet）呢絨，7捆牛皮，2桶白镴器具。同年，英國國王的至尊號（sovereign）帆船租借給商人用來進行地中海貿(mào)易，離開南安普頓時船上帶有較多意大利人的貨物，另有屬于14個倫敦人的469包羊毛，16大包7捆各式呢絨，1桶白镴器具，2桶鉛，327包牛皮，555張皮革。而其他英國商人（包括南安普頓三個商人）的運貨量相對很小。這不是至尊號從南安普頓出發(fā)的唯一航行，1493～1494年它載著5個倫敦商人的115大包羊毛從南安普頓起航，1497年3月又帶著5個倫敦商人的242大包羊毛出發(fā)。④

在大多數(shù)進行海外貿(mào)易的當?shù)卮恢?，倫敦商人托運的貨物占據(jù)了支配地位，完全超過了當?shù)厣倘?。例如，由本市人約翰·克拉克當船長的瑪格利特號（Margaret），于1505年前往地中海時帶有意大利人的貨物，12個倫敦人的200多袋羊毛，2大包18小包呢絨和2大捆牛皮，盡管這是一艘當?shù)卮?，當?shù)厣倘说呢浳锓蓊~卻相對較小，6個南安普頓商人總共運輸了3大包15小包的呢絨。

此外，倫敦商人對南安普頓貿(mào)易與日俱增的滲透還出現(xiàn)在城市其他貿(mào)易之中。例如葡萄酒貿(mào)易。15世紀上半葉，參與這一貿(mào)易的英國進口商絕大多數(shù)是南安普頓人，還有一部分是溫徹斯特人、索爾茲伯里人和布里斯托爾人。由于倫敦本身是英國第一大葡萄酒進口地，所以很少有倫敦人從南安普頓大量購買葡萄酒。⑤在英國失去加斯科尼后，這一貿(mào)易被打斷了好些年，當它再度興盛時情況已有很大變化。到愛德華四世晚期，從南安普頓到加斯科尼的航運大多數(shù)都掌握在倫敦人手中。⑥

都鐸王朝早期，有一些倫敦商人來到南安普頓定居，似乎很多倫敦船只已開始使用這里作為基地。倫敦人理查·伍頓，是多次在南安普頓至地中海間航行的羅斯米（Rossimus）號的船主。他在1494年被授予南安普頓市民身份，這是市長送給他的禮物，沒有任何花費。當?shù)匾粋€大商人的兒子弗朗西斯·鮑爾溫，1493年成了一個倫敦布商（draper）的徒弟，學徒期滿后很快成為一名倫敦布商，他也在1508年沒花任何代價就被承認為南安普頓市民。他在遺言中將遺產(chǎn)贈與南安普頓圣十字大教堂以補償其忘繳的十一稅和住在該教區(qū)應繳納的獻祭（offering），意圖表明他居住于這個教區(qū)，但他仍自稱是倫敦人或倫敦布商。約翰·帕瑪是倫敦的裁縫、商人，也在南安普頓居住，在遺囑中留給南安普頓大量遺產(chǎn)。倫敦葡萄酒商邁爾斯·布朗，也曾生活在南安普頓，大概是被倫敦在這里的葡萄酒貿(mào)易所吸引。

這一時期港口的商業(yè)活動比15世紀中期與意大利貿(mào)易達到頂峰時還要頻繁，但半數(shù)以上卻都掌握在倫敦商人手中。他們已成為港口最重要的貿(mào)易主體。

倫敦商人離開后南安普頓的衰落

亨利八世早期倫敦人在南安普頓的活動還在繼續(xù)，表面上港口還是很繁榮。但倫敦商人對港口貿(mào)易的支配嚴重削弱了它經(jīng)濟的穩(wěn)定性和生命力。雖然這時貿(mào)易量還大于15世紀，市政官員關(guān)于城市即將破產(chǎn)的強烈呼吁，不再僅是希望國王削減土地租金了。盡管港口還有大量貿(mào)易活動，南安普頓在亨利八世時期還是很快走向了破產(chǎn)，它表面上的商業(yè)繁榮也消失了，倫敦商人不再利用南安普頓作外港而是離開了這里，把很多貿(mào)易帶到了倫敦。

都鐸時代早期，南安普頓仍然像中世紀一樣是倫敦的外港，倫敦人取代了意大利商人成為南安普頓最重要的商人集團。到了亨利八世時期，倫敦對南部沿海外港的需求大大減弱了。造船技術(shù)和航海設備的改進，使得貿(mào)易船只在肯特郡北福蘭角（North Foreland）附近航行，所用時間和危險性、在泰晤士河航行的困難性都大大降低了。倫敦市經(jīng)驗豐富的舵手們在泰晤士河畔德特福德河濱路（Deptford Strand）組成著名的引航公會（Trinity House），使得船只在泰晤士河航行的安全性大大增強。⑦而且，南安普頓已失去以往貨物集散中心的價值，其羊毛和呢絨出口也萎縮了。倫敦布萊克威爾大廳作為英國最重要的呢絨市場，其產(chǎn)品來源腹地不斷擴大，擠占了南安普頓呢絨貿(mào)易的產(chǎn)品來源地。

越來越多的船只不再前來南安普頓，而是停泊在了倫敦。亨利八世時期，航行到地中海的英國船只很少再從這里起航，英國的對外貿(mào)易越來越多地集中到了倫敦。王國在南安普頓稅收的減少了，1535～1540年年均稅收2033鎊半便士，1540～1545下降為662鎊19先令3.5便士。南安普頓的錫類貿(mào)易在1531年后嚴重衰落了，因為這一年它的金屬貿(mào)易集中地角色被取消。1530~1531年，有12艘船運輸1448桶錫到港口，而1534年則僅有73桶錫到港，1535年也只有114桶。⑧鑒于此種狀況，南安普頓人想盡辦法補救。許多人被市長免費授予市民身份，如1538年約翰·卡普倫等人，但是這一切都是徒勞的，運錫船漸漸都轉(zhuǎn)移到泰晤士河?？滴譅柨さ腻a出口越來越受到倫敦錫镴商人的支配。

意大利和拉古薩的葡萄酒運輸船也放棄他們原來的總部而轉(zhuǎn)移到倫敦來了?，旣惻踉噲D給予南安普頓葡萄酒進口壟斷特權(quán)，但未能迫使這項貿(mào)易回歸。威尼斯大使的強烈抗議使他們獲得可在倫敦卸載葡萄酒的權(quán)利，伊麗莎白一世時期，南安普頓市長同意接受一筆補償費用，以同意每艘船可在英格蘭其他任何地方卸載葡萄酒，這就侵犯了其壟斷特權(quán)，甚至它與西班牙的貿(mào)易也被倫敦人控制，特別是西班牙公司1577年創(chuàng)建之后。據(jù)一份1582年的市政記錄顯示，當?shù)厥忻褚焉羁腆w會到倫敦商人的擴張對他們的危害。他們抱怨道：“已被莫斯科公司、安特衛(wèi)普公司以及西班牙公司從這些國家排擠出來了，只有在西班牙還有些許自由，但是也限制很多，以致無法從中獲利。”⑨

倫敦擴張對南安普頓最終的傷害是該城越來越多大商人移居倫敦。早在15世紀，本地商人就感受到倫敦的吸引力，大商人約翰·佩恩在與倫敦一富孀結(jié)婚后，于15世紀中期移居倫敦。羅伯特·布魯特1471年任南安普頓市長，1479年卻有倫敦零售商和南安普頓商人兩重身份。約翰·沃克1473年任市長，幾年后同樣被稱為倫敦人。⑩16世紀移居倫敦的現(xiàn)象更普遍。1530年市民上書亨利八世，希望引起他注意，他們悲嘆道：越來越多的人離開了這里，前往倫敦。 通往倫敦的移居潮在有事業(yè)心的市民中極為強烈。來自漢普郡鄰近城市、懷特島以及海峽群島的年輕人，在南安普頓住一陣子后，發(fā)現(xiàn)這個破敗的港口已無法再滿足他們的雄心壯志，也移居倫敦了。

城里到處是衰落蕭條的景象，那些曾經(jīng)輝煌的城防廢棄了。護城河幾乎干涸露出了河床，城墻上長滿了雜草。很多城墻甚至倒塌了也沒有人來修繕，城堡成了窮人們的住所。曾經(jīng)繁榮的羊毛大廳也被廢棄了。曾被旅行家利蘭（Leland）稱贊過的街道現(xiàn)在變得很骯臟，很多的房屋人去樓空。1587年大臣萊斯特寫信給沃爾辛厄姆稱南安普頓已經(jīng)徹底地衰落，所有復興的努力都失敗了，甚至連面臨西班牙無敵艦隊威脅而按伊麗莎白一世要求來建造兩艘船艦都沒有能力了。 　

南安普頓衰落的歷史啟示

南安普頓在中世紀具有地方都會城市和倫敦外港的雙重角色。意大利人的離開使得他喪失了作為地方都會城市的地位，之所以它沒有在意大利商人離開后走向衰落，反而有一段時間的繁榮，就是因為它作為倫敦外港地位得到了加強，但是當倫敦資本不斷的擴張，侵蝕它的貿(mào)易腹地，控制它的港口貿(mào)易，并最終不再把它作為外港時，它的衰落也就在所難免了。

從南安普頓貿(mào)易的發(fā)展中我們可以得出對現(xiàn)實社會有用的啟示。首先，南安普頓的港口貿(mào)易大多掌握在倫敦商人手中，雖然對城市經(jīng)濟的發(fā)展幫助很大，但同樣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其次，南安普頓的發(fā)展完全依賴于港口貿(mào)易，本身的工商業(yè)不說落后，起碼談不上發(fā)達，城市的工業(yè)活動沒有超出本地的需求。城市發(fā)展方向的過于單一化，這些都不利于城市的長遠發(fā)展。城市也好，國家也罷，經(jīng)濟發(fā)展必須走多元化發(fā)展的道路。最后，倫敦的爆炸性增長導致南安普頓這樣的周圍城市衰落的結(jié)果，同樣值得我們反思：大城市的發(fā)展如何才能不以損害周圍地區(qū)利益為代價，如何才能整合區(qū)域資源，實現(xiàn)區(qū)域整體化的最優(yōu)發(fā)展。

結(jié)語

英國從中世紀時期處于歐洲邊緣化的國家到16世紀飛速發(fā)展躋身強國，這與倫敦的膨脹性發(fā)展是分不開的。倫敦在這一時期不僅掌控了絕大多數(shù)的海外貿(mào)易，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口，而且不斷的控制地方城市的經(jīng)濟和貿(mào)易，雖然倫敦的擴張造成了一部分城市的衰落，但是正是倫敦對地方城市的滲透和和控制，使得英國統(tǒng)一市場和經(jīng)濟一體化最終形成，為英國不斷地對外開拓海外市場打下了堅實基礎(chǔ)。

（作者為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

【注釋】

①Alan Dyer, Decline and Growth in English Towns, 1400-164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8.

②D.M.Palliser,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1600-154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8.

③④⑧ Alwyn A. Ruddock，London Capitalists and the Decline of Southampton in the Early Tudor Period,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2, No. 2 (1949), pp. 137~151.

⑤Olive Coleman, Trade and Prosperit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Some Aspects of the Trade of Southampto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16, No. 1 (1963).

⑥J.L. Bolton, The Medieval English Economy, 1150-1500, J. M. Dent and Sons Ltd, 1980, pp.290.

⑧Alwyn A. Ruddock, The Trinity House at Deptford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65, No. 257 (Oct., 1950), pp. 458-476

⑨Alwyn A.Ruddock, Italian Merchant and Shipping in Southampton 1270-1600, Southampton University College, 1951, pp.270.

⑩J. Silverster Davies, A History of Southampton, Gilbert, 1883, pp.174.

責編/邊文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