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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學問，雖然歷來人們談論很多，但就常人理解，似乎有將學問等同于知識的傾向。學問肯定需要知識，但僅將學問鎖定在知識上則斷不可取。因為學問的深層含義不是作為名詞的“學問”，而是作為聯(lián)動詞組的學和問，且其核心點在于“問”，“問”才是學之真髓。“問”又分兩種：一是問“他”，向他人問，向他人學，以解決疑難、擴展知識，此如古德所云的“廣仁益智，莫善于問”（《中說·問易》）；一是問“己”，即向問題本身“問”，或曰“自問”、自“思”，向自己問。

　　“問”為什么是學之真髓？

　　“問”造就知識。一切知識起源于“問”，是“問”出來的。英國科學哲學家波普爾將問題作為科學發(fā)展的起點，大物理學家愛因斯坦也將問題意識作為物理學突破的基礎，他認為“提出一個問題比解決一個問題更為重要”，等等。這里的問題、疑問即是我們所謂的“問”。當然，“問”在古希臘蘇格拉底那里更是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他的哲學關鍵詞之一就是“問”，他通過對朋友、弟子連續(xù)的、多維度的追問，直至得出一個與先前人們的預設相反但卻無惑的客觀知識為止。由此可知，就“縱深方向”而言，問是知識的源頭，知識的動力，此言“問”凸顯了人的創(chuàng)造力。順便提及，這種緊追不舍的“問”必然導致最深層次的學問——哲學，因為哲學是最深入、最持續(xù)的問，哲學的特質(zhì)就是“持續(xù)追問”，不斷挑戰(zhàn)追問極限。

　　“問”提升知識。知識起源于“問”，但“問”出的知識是否就一勞永逸地完全正確呢？這又需要人們對所謂“客觀的知識”在實踐中繼續(xù)檢驗和追問。譬如，盡管牛頓定律引發(fā)了力學的革命，然而，當人們將之使用于高速、微觀的場域時，則失效。后世的科學家通過連續(xù)的追問，最終厘定了牛頓力學的適用范圍，從而提升了知識的精度，使之更加可靠、客觀。

　　“問”聯(lián)結知識。作為求知者，若將諸多紛繁復雜的知識強行“刻入”腦海并機械記憶之，實在困難。然而倘若通過追問，掌握了隱藏在紛繁復雜知識背后的“骨架”（知識間的必然聯(lián)系）時，所謂的海量記憶難題也就迎刃而解。這個骨架就好像老北京人玩多層寶塔形的“走馬燈”的控制線，當拉動控制線時，各層的鮮活造型運便轉起來，栩栩如生；假若那根控制線斷掉，則諸鮮活造型轟然倒塌。走馬燈如此，知識亦然，那根控制線就是聯(lián)結知識的骨架。大學問家之所以能博聞強識、學富五車，關鍵就在于它掌握了知識的骨架，隨時可以將相關的知識調(diào)動起來，使之如汩汩流水從源泉流出為“我”所用。此乃強調(diào)“問”能聯(lián)結知識。相比之下，孩童的機械記憶無論多么出色，由于他們未能掌握住知識間的邏輯關系，故其“記憶的知識”總是浮的，很能維持太久。

　　“問”自然也需要一定的知識，似無須多解。因為提出問題需要相關的知識，尤其在專門領域內(nèi)，更是如此；一定的知識產(chǎn)生“問”，問又產(chǎn)生新的知識，如此形成良性循環(huán)。然而，究極處，這種知識依然來自于“問”，《周易》云，思之，思之，神鬼通之；而且人們掌握一定知識的目的除了運用外，更在于借此繼續(xù)“追問”，以獲得完滿的智能。

　　如此看來，“學問”中核心東西乃是學會“問”。判斷一個學者成熟的標志不在于他（她）能儲存多少現(xiàn)成的知識，而是看他是否具有獲取知識的能力，是否具有發(fā)現(xiàn)問題（問）的眼睛。著名科學家吳階平先生講過，“智能需要知識，但知識不是智能”。筆者以為，吳先生所謂的智能同此處的“問”是相通的。因為問題意識凸顯為一種能力，問的技巧表現(xiàn)為一種方法，對問題的探索、解決過程則是發(fā)掘自身潛力、智能的不二法門。

　　那么如何學會“問”呢？古往今來，人類關于學會“問”的理論實在不少，但筆者以為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實踐中學會“問”——要在問中學會“問”，要慣于對看似平常的問題多問幾個為什么。須知，偉大的理論往往在這平常的“為什么”中誕生。

　　“問”本身尤其凸顯了實踐的原則，它始終遵循“在游泳中學會游泳”的法則。每個人對不同的問題都可以發(fā)“問”，并尋求其可能的答案。也許起初我們的“問”（包括問題本身、提問的方式及解決方法）顯得幼稚，但是隨著“追問”的持續(xù)深入，隨著我們對事物實踐深度與廣度的遞進，不但我們所提“問題”的質(zhì)量得到提升，所謂“問”的方法、技巧、見識也將在持續(xù)在“問”中獲得并提升，而且我們的智能、智慧也將在“問”中潛移默化地生成、躍遷?！?/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