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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救國與教育救國的實踐陣地

　　清華的一百年，不僅是它自身的一百年，更是中國現(xiàn)代化發(fā)展進程的一百年。與世界諸多著名大學相比，中國的大學起步比較晚，但是起點并不低，僅用了很短的時間就完成了自身的制度建設，成功地實現(xiàn)了與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西方大學的接軌。

　　清華的誕生，眾所周知，是因為“國恥”，是用美國返還的部分“庚款”成立的，老一輩的清華人，都把清華稱之為“國恥紀念碑”，骨子里就透出一種“雪恥圖強”的勁兒。而當時，“雪恥圖強”不僅是清華人心底的呼聲，也是時代的最強音。

　　用美國返還的“庚款”，就得按美國的制度。所以早期清華的辦校目標就是“把美國的學校整個搬到清華來”，不得不說清華在這一點上是成功的。1920年，羅素參觀完清華，有人問其有何感受，羅素感嘆：“清華恰像一個由美國移植來的大學校！”其實，早在清華的前身游美學務處時期，這里的學生一股腦的都被送到美國去深造。不能否認，美國人對此確實存在自己的考慮。

　　果不其然，在清華建校之后不久，辛亥革命爆發(fā)，千年帝制一朝瓦解，老大帝國蹣跚起步地走向共和。自此之后，現(xiàn)代化成為百年中國的主題詞。而之后在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發(fā)揮中堅作用的，多數(shù)出身清華，比如我們今天所熟知的竺可楨、侯德榜等一大批科學家。更為重要的是，一個國家的現(xiàn)代化，不僅僅表現(xiàn)在其自然科學和技術(shù)的發(fā)展和成就，更為重要的是社會的文明程度，在這方面，清華也毫不遜色，“但開風氣不為師”的胡適，其成就雖然多是在北大獲得，但是他是出身清華的，根子在那里，其他如王世杰、梅汝璈、王造時、錢端升等人，也都從清華出去之后學成歸來在社會中發(fā)揮重大作用。從這些人的成就與影響回想1914年梁任公在清華演講時對清華學生的寄語，“作中流之砥柱”，真是先知般的期待。那次演講，梁啟超還提出清華的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這一校訓從那時起沿用至今。

　　清華精神的形成

　　清華的成長是一個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但是清華早期的掌舵人心里想的是如何擺脫美國的影響，成為獨立的清華，恰逢教育界開始出現(xiàn)“改大潮”，1912年，中國有大學4所，到1925年，大學已達47所。在這樣的形勢下，清華卻保留在中學程度，顯然與其獨特地位極不相稱。同時，國內(nèi)的“改大潮”，又是和當時收回教育主權(quán)、爭取教育自主和學術(shù)獨立的運動相呼應的。清華是一所留美預備學校，早期一味“美國化”的種種措施，在國人心目中，是依附美國殖民地教育的樣板，因而被稱為“買辦學校”，一時竟成為社會輿論之的。

　　不過，這一切到了1928年，隨著北伐勝利、清華改為國立清華大學而頓時改觀。曾在這一時期出任清華文學院長的哲學家馮友蘭曾對清華這一段歷史下過如此評語：清華史前期到現(xiàn)在的清華大學，經(jīng)歷了一步一步的歷史過程，這個歷程就是中國學術(shù)獨立的歷程，就是中華民族中興的頭等大事。

　　就在這一時期，清華還做了一件“逆潮流而動”的大事，那就是成立“國學研究院”。自五四之后，孔家店被打倒，傳統(tǒng)文化被國人棄之如帚，唯有一詞被人人奉為金科玉律，那就是“科學”。國人以為拋棄了傳統(tǒng)文化，國家便可以走上一條繁榮富強的康莊大道，于是一頭扎進“科學”的懷抱。發(fā)現(xiàn)偏差的，正是新文化運動的舵手胡適，為了糾正這種偏差，胡適不惜在新文化運動的巔峰之時，提出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

　　即便以胡適當時的威望，“整理國故”的提法也是一石激起千層浪，在反對者看來，胡適此舉，無疑是對新文化運動的背叛。針對批評，胡適一方面著文回應，另一方面小心翼翼地拓展自己的地盤，此時胡適想到了自己的母校清華。在他的建議之下，國學研究院于1925年在清華成立，為了保持“政治正確”，清華特地在“整理國故”之前加了“以科學的方法”的前綴。雖然只有短短四年的時光，國學研究院卻成了士林久頌不衰的神話：不僅有大量的學術(shù)成果，而且培養(yǎng)了眾多人才。這一段中國現(xiàn)代化中的插曲，雖然并非當時的主流，但在今日看來，卻已經(jīng)成中國現(xiàn)代化整篇樂章中不朽的音符，越來越顯示出其恒久的意義。

　　馮友蘭先生所說的“中華民族中興的頭等大事”，也并非一帆風順。在清華改為國立前后，戰(zhàn)亂頻仍。值此局勢，清華也并非世外桃源，各派政治軍事勢力，莫不想控制清華。而清華人抱定“清華為清華人之清華”的宗旨，對各種勢力試圖控制的企圖予以反抗，以至于出現(xiàn)“三趕校長”的局面。梅貽琦正是在這樣一個風雨飄搖的時局下，出掌清華的。

　　“生斯長斯，吾愛吾廬。”出身清華的梅貽琦給清華帶來了新局面，也為中國現(xiàn)代教育史留下了最為豐厚的遺產(chǎn)：教授治校、學術(shù)自由、通才教育……均與這位沉默寡言的梅校長有關(guān)。正是在梅校長的執(zhí)掌之下，清華大學從一所有學術(shù)名氣而無學術(shù)地位的大學，一躍成為令世界矚目的既有學術(shù)名氣又有學術(shù)地位的大學。抗戰(zhàn)時期由北大、清華、南開聯(lián)合組成的西南聯(lián)大，被譽為教育史上的奇跡。諸多西南聯(lián)大的學子日后回想起母校，對母校的自由氛圍津津樂道。

　　院系調(diào)整之后的清華

　　也正是在西南聯(lián)大那段炮火紛飛的歲月里，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開始彈奏救亡和啟蒙的雙重變奏，清華再一次與國家的命運合拍，西南聯(lián)大在西南一隅成為“民主堡壘”?，F(xiàn)在清華校園里的晗亭，就是為了紀念在當時素有“民主斗士”之稱的吳晗。在啟蒙和救亡的雙重變奏之下，政治在清華中所占有的分量越來越重，在之后的共和國歲月中更是如此。學術(shù)界一般把1952年作為新清華和老清華的分界線。其實歷史的發(fā)展并非如此涇渭分明，復原之后的清華，正在悄悄起變化，可以說是新舊交替的過渡期。清華的學子們已經(jīng)越來越多地被挾裹進時代的洪流，日后，正是他們，在共和國和新清華的發(fā)展中起到關(guān)鍵作用的。

　　日后出任清華校長并為新清華定調(diào)的蔣南翔，就是其中最為關(guān)鍵的一位。1952年底，蔣南翔出任清華校長的時候，院系調(diào)整已經(jīng)完畢，當年的文學院、法學院已經(jīng)人去樓空。蔣南翔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擘畫新清華道路的。又紅又專方向的確立、“綜改工”的轉(zhuǎn)型、輔導員制度的形成……一條與舊清華決然不同的道路在昔日的清華園內(nèi)展開了。清華園里誕生了新口號：兩種人會師。即青年教師加強學術(shù)修養(yǎng)，老教授向黨靠攏。至今，蔣南翔確立的道路，依然在影響著清華。

　　關(guān)于院系調(diào)整，學術(shù)界歷來存在爭議。除去理念層面的爭議，當年的院系調(diào)整對清華確實造成了傷害，但是卻成就了當時的國家需要。而在共和國建立初期的建設方面，起主要作用的，依然是早年出身清華的那些科學巨子。

　　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清華迎來了新的起點，經(jīng)管學院、研究生院、建筑學院等一系列學院先后恢復建成，尤其讓清華人高興的是，1993年，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建成了，人文科學的研究和教學，在清華具有悠久的歷史和輝煌的成果，早在60年前就設有文學院和法學院且大師輩出，馮友蘭、陳岱孫、梁啟超、陳寅恪、曹禺、錢鐘書等一大串熠熠生輝的名字，不僅是清華的驕傲，也是這個國家的榮耀。清華希望借此，恢復成綜合性大學，也希望借此向自己的傳統(tǒng)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