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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育的癥結(jié)與療救

發(fā)稿時間:2013-07-02 00:00:00  

  導語:過得很愉快,且有尊嚴,這正是分流的前提。如果精英一定要通吃,地位、榮譽、物質(zhì),一個都不能少,其他人就不會欣然接受分流,會跟你死拼,打得兩敗俱傷,讓所有人的學習變得異化。

  鄭也夫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他剛剛完成一部專著《吾國教育病理》。他慣以兩手寫作,一手寫純理論的學術著作,如《代價論》和《信任論》;一手寫批評時事的雜文,如《走出囚徒困境》和《被動吸煙者說》。他的新著結(jié)合了兩者,既呈現(xiàn)對教育病理的追問,也體現(xiàn)了對當下國情的關懷。

  作為知青一代人,也夫曾做過九年知青。這段經(jīng)歷讓他對所處的社會非常不滿,青年時代就開始求解不合理現(xiàn)象的來源。這一追問促使也夫后來進入學界,也鑄造了他追求真知的性格。多年前我在人民大學讀書時,曾聽到有位老師半開玩笑地稱也夫為“杠頭”,也就是北京話所謂“較真兒”的人。既然以問題意識為導向,他也就不在乎職稱評定所依據(jù)的那些“學術八股”。也夫在訪談時明確說:“文章能否在優(yōu)秀的學術期刊發(fā)表,我其實無所謂,關鍵還是伺候自己的興趣。生活當中自己看到些問題,求個解就很滿意了。”

  在受過學術訓練的讀者看來,《吾國教育病理》并不太像嚴謹?shù)膶W術著作,一些細節(jié)也未遵守“學術規(guī)范”。這部研討教育問題的著作,大量參考文獻卻來自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甚至生物學文獻?!段釃逃±怼房此?ldquo;四不像”,其實“功夫在詩外”,它繼承了也夫一貫“輻輳式”的治學風格。他撰寫一部著作,先確定主題和子主題,然后自己找書東看西看。他無視學科界限,一方面在每個領域都不如專家精通,另一方面在每個領地都顯示出“通人”的智慧。他自稱更重視寫書,不重視論文,因為后者要伺候很多“八股”規(guī)矩和學界同仁的品位。

  子曰:“述而不作”,也夫則喜歡先述后作。他在北大開設“教育社會學”選修課,至今已經(jīng)講過三四輪。他一邊教學相長,一邊閱讀積累。據(jù)也夫講,出于對中國教育的強烈不滿,當初開設這門課的時候急了一點,準備不充分的情況下就開始上課。其間時有事情攪擾,最后成書卻費了些周折。此書由解析“素質(zhì)教育”概念開始,分作兩大篇章。作者一邊反思中國教育之痛,一邊也積極考慮應對之策。為緩解高考競爭之慘烈,他開出了“分流”的藥方;為保護創(chuàng)意天才之成長,他提出了“放權”的建言。

  采訪也夫是一項很有挑戰(zhàn)性的工作,因為學者的世界不同于常人的世界,進入他們的天地要費力“爬上巨人的肩膀”。在采訪中,我嘗試著將也夫引向不同方向,與其他觀點產(chǎn)生碰撞。然而,他似乎更愿意遵循自己的邏輯,闡述中國教育當下的病理。在采訪開始,我故意問他中國教育有無特別值得肯定之處。直到訪談結(jié)束,也夫思索再三,還是沒有回答這個問題。既然乏善可陳,我們就來聽聽他的批判之言吧。

  訪談

  問=經(jīng)濟觀察報

  答=鄭也夫

  高中學習催生厭學和焦慮

  問:我和你這代的老師交流,不少人反映,比起你們那一代,現(xiàn)在的大學生讀書很少。不知道你有沒有類似的體會?

  答:這似乎是現(xiàn)在學生的普遍特征,有中國獨特的原因,也有世界共通的原因。共通的原因包括信息時代各種媒體提供的短平快資訊,使人們不愿再啃大部頭的書籍。中國獨特的原因在于高中階段的教育“異化”。一個人接受教育的整個過程中,個性、想象力和世界觀的形成都是在高中時期起步的。一個人在高中時從少年變?yōu)榍嗄?,心智開始成熟,逐漸感知社會,并為某些事情而著迷。舉例來說,曹禺寫作的興趣是在南開中學培養(yǎng)的,沒有南開中學就沒有曹禺。本該遭遇頭腦風暴的階段,我們的孩子卻整日埋頭復習,過了這個村沒這個店了。最令人遺憾的事情,就是整整一代青少年高中時代的嚴重異化。比如,我們院系大都是文科生,畢業(yè)的時候大家一起吃飯喝酒聊天,我考他們幾句唐詩宋詞,這些學生基本不如我熟悉,除了一個學生——他后來考取了國學院的博士。這些人都受過高考的嚴重摧殘。我說到的詩詞多數(shù)是他們學習和背誦過的,只是高考后迅速清盤了。

  問:大學教育不能扭轉(zhuǎn)這種異化趨勢嗎?

  答:人們在十六歲和二十歲時的沖勁兒有很大差別,扭轉(zhuǎn)不了高中時候養(yǎng)成的學習慣性。一些人十幾歲上高中,養(yǎng)成了學習的慣性;這種慣性不是自己琢磨,培養(yǎng)興趣,而是努力打理分數(shù)和作業(yè)。中學時期學習被逼著,到大學應該換種學習方式。而他們進了高校,又沒有人指點及時轉(zhuǎn)向,結(jié)果很大比重的人不能及時轉(zhuǎn)向。

  除了學習慣性,大學教師的講課魅力也是一大問題。我們的高校里充斥著很多平庸的教師,激發(fā)不起學生的學習興趣。高中生不太會找自己的興趣,因為接觸的學科和信息有限。到了大學開始接觸一些的時候,平庸的老師又特別多。有一些老師學術水平也還行,但是講課內(nèi)容非常八股,容易培養(yǎng)功利之徒,而非誘發(fā)興趣。這些因素也導致另一批人不能很好地轉(zhuǎn)向。

  問:你在北大任教多年,那里的學生應該說是中國最優(yōu)秀的一批人,你覺得他們這批通過高考選拔上來的學生創(chuàng)造力如何,有沒有被考試制度削弱?

  答:從道理上說,我覺得應該是肯定的,但很慚愧,我缺乏親身接觸。雖然我每天給本科生上課,其實跟本科生的接觸并不密切。我對研究生的了解超過本科生。就我接觸研究生的印象來看,我猜想一些最優(yōu)秀的本科生可能沒有考上研究生,因為研究生考試本身設計就很拙劣,不然可能是另一批人被錄取

  問:保送生如何呢?他們應當說壓力比較小。

  答:現(xiàn)在保研主要看綜合分排名,這種指標也很糟糕。我提出在保研前要求學生完成畢業(yè)論文,根據(jù)論文質(zhì)量保研。因為畢業(yè)論文比綜合成績更能體現(xiàn)一個學生的研究水平,也更能看出學生的想象力、創(chuàng)造力和查找資料能力,而不是單純的考試能力。保研和考研的區(qū)別僅在于,前者考多次試,后者考一次試,都不敢令人恭維。理論上老師推薦是很可靠的,如果有些老師長期同某個學生接觸,應當比較了解他。可這個辦法由于誠信的原因,在中國無法施行——我們面試時,看都不看推薦信。

  問:茅于軾先生最近出了一本書《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我看到你博客上也寫過一篇有關的文章。我想問目前的教育現(xiàn)狀如何導致了國人的焦慮?

  答:我們驅(qū)趕著大批學生上高中參加高考,本不應該做這樣的制度安排,而應該以種種制度安排較早地分流。高教擴招是政治家們采取的教育政策,這一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是令人存疑的。它其實是一個障眼法,在此之下各階層都覺得擴招符合自己家庭的利益,政治家因而可以獲得各個階層的喝彩。底層的人覺得如果不擴招,我的孩子上不了學,中上層的人也會想,我的孩子可以上更好的學校。

  其實擴招只是將競爭延后了。原來招生很少的時候,你的孩子考上大學,幾乎意味著他可以找到很不錯的工作。擴招以后你的孩子上了大學,并不意味著他可以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他必須讀更好的學校,或是擁有更高的學歷,于是延遲了競爭。驅(qū)趕更多的人參加高考,引發(fā)了多米諾骨牌效應。現(xiàn)在你要提高社會地位,比拼的是名校和高學歷。由于更多人參加競賽,雖然某些人天分很高,他們想考北大清華,能力差一點的人還是會對他們造成很大壓力。因此,每個人學習的壓力,包括尖子生,在擴招以后并沒有緩解,更多人產(chǎn)生了巨大的焦慮。

  青少年在學習成長過程中,應該感到身心愉悅才對。他們應該玩很多自己想玩的游戲,包括智力游戲,應該在這樣的過程中成長??墒俏覀冏屒嗌倌旰茉缇妥兊煤芄K麄円即髮W,而且要考好大學,在這種壓力下拼命學習。一個孩子甚至考不上名牌大學就是失敗,我們整個制度造就了大批失意者。

  分流制度難以實施

  問:你在《吾國教育病理》中闡述了分流的解決方案,這一思路是如何產(chǎn)生的?在中國現(xiàn)實中存在哪些障礙?

  答:通過了解各國教育道路的選擇,再結(jié)合中國教育的問題,我認為中國教育的主要問題是競爭過于慘烈。這形成了一個態(tài)勢,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囚徒困境。素質(zhì)教育不是靠某個人或某個機構(gòu)端正認識就可以解決,大家都擠公共汽車,上下車的效率很低,但是不擠永遠站著,永遠上不去。素質(zhì)教育的謬誤在于以為靠某個人或某個機構(gòu)端正認識就可以改變現(xiàn)行教育。緩解競爭要釜底抽薪。

  德國人在孩子十歲時就開始分流,早分流應該是正確的選擇——不要讓這么多人陪綁“科舉”,有些人可以走別的道路。反觀中國現(xiàn)實,我認為我們眼下由于三大障礙實行不了分流。

  首先我們辦不了德國那么優(yōu)秀的職業(yè)學校。德國的職業(yè)教育是雙軌制,學生多一半的時間在車間里學真本事,少一半時間在課堂上學,雙軌有機結(jié)合。而我們的學生學習三年,只在最后一個學期去實習。德國學生從第一年開始每周都是“半工半讀”——兩天在教室里學知識理論,三天在車間里學習實干經(jīng)驗。這樣學出來是真本事,就業(yè)也更有保證。讀大學的人畢業(yè)找工作反而更有風險。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區(qū)別。德國學生進職業(yè)學院出于自愿,我們是被中考淘汰的學生才讀中等職業(yè)學校。從微觀上說,我們的職校辦得不好,吸引不了學生。而宏觀的原因在更多程度上決定了職業(yè)學校的失敗?,F(xiàn)在社會階層結(jié)構(gòu)越來越走向金字塔形,而非中間階層大的棗核型社會。在中間階層較大的棗核型社會,擺脫底層地位的捷徑是進入社會中層。而在金字塔社會中,因中間層的狹小,幾乎不成為一條道路。而中國基層的農(nóng)村少年早看明白了,他要是變成技工,還是一個最底層的人,手藝好又有什么用?他連城市戶口也沒有,城市有多少福利與他不相干。所以農(nóng)村孩子早就看清楚了,他要擺脫社會底層地位,只有做比較靠上的城市白領,沒有中間層可以選擇。為從底層跨越到上層,他只能參加高考,進入職業(yè)學校根本沒有用,除非不得已才進入。為什么我們分不了流?農(nóng)村孩子聰明,你忽悠不了人家。這第一個障礙牢牢地阻擋了我們的分流改革。

  第二個障礙就是獨子國策。雖然計劃生育從毛澤東時代已經(jīng)開始,結(jié)出果實是在后毛時代。比如我1950年出生,我同學家里經(jīng)常有四五個孩子。那個時候,有的孩子沒有潛力也沒有讀書興趣,有的孩子有潛力也有興趣,家里因為錢包約束,就讓有些孩子讀書有些不讀。分流便在家庭層面完成了?,F(xiàn)在家庭只有一個孩子,無論如何也要讓他爭取讀大學,完全不考慮興趣和潛力,甚至他自己不愿意也要施加壓力讀。

  我書里舉了很多傳統(tǒng)社會的例子,比如曾國藩的家庭。曾家五兄弟,就出了一個進士,一個秀才,剩下有的兄弟一次也不考,有的兄弟只考了一兩次。曾國藩的年齡比他的二弟大九歲,他二十七歲就中了進士,按理說完全可以照顧弟弟們,但是有的弟弟們不愿參考了。另外像清朝的狀元張謇,他在二十歲上下的時候,家里做了一個選擇。他家經(jīng)濟情況不太好,只能供一個孩子讀書。他學習好,走了科舉道路,哥哥就不上這條道了。

  毛澤東的家庭也是很典型的例子。毛在長沙讀了七年書,而他弟弟毛澤民只讀過三年。毛澤東讀書的費用相當程度上是毛澤民掙來的。毛家內(nèi)部完成分流,澤民愿意理財,幫助打理家事。曾國藩的二弟,曾國潢也很愿意理家,不愿出去讀書考科舉?,F(xiàn)在獨子家庭做不了分流,家長就不干。這第二大障礙阻擋分流,極大地助長高考的激烈程度。


  鄭也夫:中國教育的癥結(jié)與療救(2)發(fā)布時間:2013-07-0209:42作者:鄭也夫,田方萌/采字號:大中小點擊:1199次

  問:中國很多農(nóng)村家庭還是有兩三個孩子的,農(nóng)村地區(qū)是不是還在延續(xù)家庭分流?

  答:傳統(tǒng)社會考科舉不是對半開,是一兩個考,多數(shù)不考?,F(xiàn)在農(nóng)村即使有兩個孩子,跟那時候也不一樣??婆e時代,很多家庭希望最低限度支持考取一名秀才,他就可以支撐門面,如見了縣官不必下跪。如朱德家庭有很多孩子,考上一個秀才就夠了。我不是說回到多子女時代,我是討論考生太多的原因。極端的獨子政策激發(fā)了考生的畸形膨脹。

  官員不需要高學歷

  問:還有第三個障礙呢?

  答:中國有很漫長的科舉入仕的傳統(tǒng),改革開放以后干部聘任制改革,拋開軍功和勞模,自然就又撿起這個。但是官場入門和晉升強調(diào)學歷,做得都很過分,實際上也是對傳統(tǒng)的一種誤讀。

  科舉在歷史上的一個偉大功能在于解決合法性的問題,即哪些人有資格獲得上層社會地位。一個新朝代確立秩序后,成員的社會地位不能全靠武力給予,科舉成為決定社會地位的文化手段,而且讓眾人口服心服。但是考試能力與從政能力在相關性上是存疑的。明清皇帝開科之后,很快就發(fā)現(xiàn)有些人不合適。他們甚至在短期內(nèi)中止了科舉,后來不得已又恢復了。

  雖說還是考取的人當官,可官場同時引入了第二和第三力量,這就是幕僚和胥吏。在清朝每個時點上,有兩萬左右的文官和百萬胥吏,另有兩萬左右幕僚輔佐,他們?nèi)弦痪S持了官場運作。后兩者都是職業(yè)性的,比如錢糧師爺和刑名師爺。我們現(xiàn)在沒有那兩股人輔佐了,都是“科舉”考取的人?,F(xiàn)在進官場一定要有學歷,而且學歷要求越來越高,就變得很荒誕了。

  干部學歷化對社會具有很大示范效益。改革開放以后開始恢復高考,導致很多用人單位迷信學歷,展開學歷軍備競賽。其實很多從事實際工作的崗位不需要高學歷。只有政府率先完成認識,在干部升遷上不迷信高學歷,企業(yè)用人也不迷信,社會上的學歷軍備競賽才能逐漸降溫。

  當今世界上最大的意識形態(tài)就是發(fā)展教育。其實像任何事情一樣,發(fā)展必須適度,所謂過猶不及。沒有一件事情是越大越好。

  問:現(xiàn)在干部的高學歷化的趨勢很明顯,如國家主席和新一屆政府總理都有博士頭銜。大陸之外也有一些我們很熟悉的政要讀過博士,如基辛格和馬英九。對于高級別的國家公務員,是否讀過某些專業(yè)的博士有幫助?

  答:拿一兩個個案來說,什么樣的成功人物都有。從大面積來看,我覺得不是這么一回事;從深層來看,別說政要,一個大科學家也未必需要博士學位。愛因斯坦等很多優(yōu)秀科學家就沒有博士學位。如果沒有殘酷的學歷軍備競賽,一個物理系學生讀完本科,跟隨一些優(yōu)秀科學家一起做實驗,一起討論,完全可以成為一個頂尖科學家?,F(xiàn)在一個職業(yè)的物理學家必須獲得博士文憑,這是軍備競賽的結(jié)果。

  對于學術界成員,讀博的成本不算太高,可是進官場就不一樣了。一個人22歲讀完大本,是進入基層從事管理,還是繼續(xù)在學校圖書館泡著,兩種歷練是很不相同的。提升管理能力,早點做基層公務員我認為效果更好。美國總統(tǒng)歷屆下來,有些人是學歷很高,不過明顯做總統(tǒng)不稱職。威爾遜就是比較典型的例子。凱恩斯的書談巴黎和會,威爾遜作為超級大國博士總統(tǒng),完全被克雷孟梭牽著走,最后締結(jié)了一個很失敗的和約,實際為二戰(zhàn)埋下了伏筆?;粮窈么祰u自己,重大決策是政治家履歷更深厚的尼克松做出的。

  問:回頭再說科舉。你覺得我們今天這個教育體制,多大程度上繼承了科舉制的遺產(chǎn)?

  答:一半一半吧。文革的烏托邦試驗終結(jié)以后,中國迅速選擇了“科舉”的老路,別的民族不一定會這么快。很多普通公民都崇尚一個能夠通過教育晉升的社會,這畢竟出于深厚的傳統(tǒng)。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延續(xù)的不算太好,因為古代科舉制度的設計是非常細致的?,F(xiàn)在高考很粗糙,而且是一種全面粗糙,比如一種低劣的手段就可以作弊,當然這和今天的規(guī)模也有關系。

  我們現(xiàn)在對整個古代科舉的理解,都是非常膚淺的。中國遭到西方文明沖擊后,清廷在1905年廢除科舉,以后人們就忙別的去了,學西學鬧革命等等。待齊如山寫作《中國的科名》的時候,可能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吧,了解科舉細部的人已經(jīng)寥寥無幾。他把科舉的細部寫出來已經(jīng)很難得了,同時代也沒有幾個人達到他的筆力。我們今天把科舉已經(jīng)忘得非常徹底了,很多科舉時代人盡皆知的行話,已經(jīng)沒人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限制競爭與分配政策

  問:你稱考試為“軍備競賽”,這是一個貶義詞。美蘇花了很多錢制造核武器,最后發(fā)現(xiàn)大家并沒有因此變得更安全。所以兩國領導人最后坐在一起,討論同時削減核武器,省下造大炮的錢生產(chǎn)黃油。在考試的競技領域,你覺得有沒有可能采取一些限制競爭的措施呢?

  答:如果能裁軍,肯定大家都有好處,但這只是道理上說?,F(xiàn)實中能否裁軍,完全是另一個問題。我77年進大學,發(fā)現(xiàn)班里有些事情極其荒誕。一些年紀輕的學生非常在乎分數(shù),然后裹挾全班人復習一些很無聊的題目。你還必須跟著他走,否則你自己考試分數(shù)就很低。我當時說過,大家現(xiàn)在復習半個月迎接期末考試,最好準備三天就考試。三天以內(nèi)你愛怎么拼命都好——反正三天就完了。我覺得復習三天的考試結(jié)果跟復習十五天的結(jié)果差不多,名次沒有太大變化,可是大家多付出十二天勞動,代價大大不同。

  推而廣之,在教育的早期階段,哪怕通過很簡單的考試,篩選出一些優(yōu)秀學生,讓他們讀大學就夠了。復習越是復雜漫長,大家越跟著受折騰。高級人才的培養(yǎng),就像選擇優(yōu)秀運動員,重要的是選出好苗子,而不是接受訓練。學歷軍備競賽上的裁軍是非常必要的,可從現(xiàn)實中要怎么完成是個難題。

  問: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看過默里(CharlesMurray)寫的一本關于教育問題的著作,叫《真正的教育》(RealEducation)。作者同你持有類似的主張,比如美國應當向德國學習分流。美國和中國的不同之處在于,前者擴招幾乎已經(jīng)完成,能上大學的人都可以上大學。在默里看來,很多人不適合接受四年的本科教育,因為語言能力或數(shù)學能力不過關。這些人去當個技工更合適,畢業(yè)以后掙的錢也更多。這同你的分流主張有什么異同嗎?

  答:我沒讀過這本書,但是聽你介紹,我的主張跟他大體相似。我也覺得人的天賦能力有很大差別,有些人不適合很抽象的工作,或不能夠?qū)懗龊芷恋奈恼?。我骨子里不能算極右分子,可我信奉英雄史觀。英雄史觀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帝王將相的版本,另外一個是科技和文化精英的版本。我不信奉帝王將相的英雄史觀,但是我信奉另一種英雄史觀,修改科技、文化、制度上的創(chuàng)新,改變了人類歷史,構(gòu)成了人類文明。它是少數(shù)人完成的。不管帝制利弊如何,非秦始皇一人創(chuàng)立,他后面有李斯、韓非,一代法家思想者。多數(shù)皇帝對社會歷史是沒有貢獻的。

  少數(shù)人的歷史觀意味著,我們不需要裹挾很多人接受多年教育?,F(xiàn)在科技越來越發(fā)達,即使最優(yōu)秀的學生也需要學習很長時間??晌覀儾恍枰總€人都學這些東西,應該設計良好的篩選機制,不讓大家陪綁,有人去做技工或推銷員的工作。”那如何讓大家心平氣和地分流呢?要讓后者心平氣和地接受技工、推銷員等工作,給他們的物質(zhì)待遇就不能太差,乃至要接近所謂精英們。

  問:看來你主張通過再分配政策實現(xiàn)分流。那些英雄人物創(chuàng)造的財富,可以給中下層多分一些。

  答:不僅是再分配政策,第一次分配就不必拉大差距。德國人就是這么操作的。我有一個小學同學的孩子在德國讀博士。據(jù)她說,孩子的一些初中同學不會讀大學,直接就做技工了。等她孩子讀博士的時候,人家開著奧迪找他來喝酒。德國技工的日子過得很愉快,且有尊嚴,這正是分流的前提。雖說歷史是精英創(chuàng)造的,如果精英一定要通吃,地位、榮譽、物質(zhì),一個都不能少,其他人就不會欣然接受分流,會跟你死拼,打得兩敗俱傷,讓所有人的學習變得異化。

  問:按你的思路,分流的前提需要整個社會上下層不斷博弈,達成共識,利益均沾,這樣才好推動。

  答:人們有強烈獲勝的意愿。我今天上午看了NBA第七場決賽。那么多人看這幾個人比賽,可見人類是非常樂意見到勝負分明。只是勝負的定義應該不斷地置換,人類社會的勝負應該是越來越具有象征性和榮譽性,而不應具有強烈的物質(zhì)性,更不應該是通吃的。人類的物質(zhì)財富已經(jīng)積累到足夠規(guī)模,可以讓所有人都過上不錯的日子。即使現(xiàn)在做不到,幾十年總可以了。所以我們就別再拿物質(zhì)生活標榜自己的地位了,削弱收入差距、城鄉(xiāng)差別,是削弱高考的基礎。

  問:最后想從個體層面問個問題。假如今天有個初中學生覺得自己很有天分,夢想今后成為某個領域的人才,你會給他什么樣的建議呢?

  答:我在我的母校作過一次演講,其中談到這個問題。我母校是北京八中,在北京也能排到前十名左右吧。我給學生們提過一個建議:“如果你自認為天分很高,就不要跟別的同學比分數(shù),放棄北大清華。你在高中生活里伺候自己的興趣,開發(fā)自己的特長,考上一本就可以了。采取這樣的策略,好處是培養(yǎng)和保持旺盛的學習動力。在高中階段拼足勁兒的學生,考上名校后會產(chǎn)生厭學情緒,他們后勁肯定沒有葆有興趣的人充足。后者在下一階段可以輕易超過前者,翻盤進入名?;虺鰢钤?。”當然,這個建議只適用于天分很高的學生。我覺得天賦一般的同學,認識自己的興趣和長項,不迷信科舉,走務實的道路,也將是明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