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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時期的北京大學，有著十分優(yōu)良的“破格錄取”傳統(tǒng)。

　　1917年，北京大學在上海組織了一場自主錄取考試。當時，剛剛從美國回來的胡適先生也參與了閱卷工作，他負責國文閱卷。他看到一位叫羅家倫的考生，作文寫得非常棒，便給了滿分?？珊髞淼弥?，羅家倫雖然國文很厲害，可數(shù)學卻考了零分，而且其余各科成績也并不出眾。怎么辦呢？胡適在招生會議上，力主“破格錄取”這位偏科嚴重的考生。幸運的是，主持招生會議的校長蔡元培也支持胡適的建議，最后，力排眾議將數(shù)學考了零分的羅家倫招進北大。

　　事實證明，蔡元培和胡適的決定是正確的。羅家倫不但成為“五四運動”的得力干將，1928年，還以北伐少將的身份，被南京國民政府任命為改組后的國立清華大學首位校長。

　　胡適“破格錄取”的不僅是羅家倫一位。1933年，“合肥才女”張充和報考北京大學。四門功課中，張充和除了數(shù)學為零分，其余三科都考得很好，總分超過了錄取線。但是，那時候北京大學出臺了一項規(guī)定，數(shù)學為零者一律不準錄取。當時胡適已經(jīng)擔任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他很喜愛張充和的才華，當即向數(shù)學評卷老師提出請求，請他無論如何在張充和的考卷上找?guī)追??？蛇@位老師也很堅持原則，堅決不改。胡適就跑到校務會上去鬧，最終北京大學將張充和錄取才算了結。張充和也成為當年北大錄取的兩名女性之一。

　　北京大學這種“不拘一格錄人才”之風，甚至也感染了清華大學。作為“破格錄取”的受益者，羅家倫在清華大學也“破格錄取”了不少大師級人物。

　　1929年，錢鐘書報考清華大學。雖然國文、英文考得不錯，但數(shù)學只考了15分(另有一種說法是考了零分)。后來，已經(jīng)成為大師級的錢鐘書回憶，“我數(shù)學考得不及格，但國文及英文還可以，為此事，當時校長羅家倫還特地召我至校長室談話，蒙他特準而入學。我并向羅家倫彎腰鞠躬申謝。”

　　鞠躬是必須的。而且我覺得，所有看過《圍城》的朋友都應該對羅家倫校長心存感激之情。

　　1931年，吳晗報考清華大學，這位浙江小伙子的數(shù)學成績比錢鐘書更爛，他是貨真價實的零分。如果放在今天，吳晗連普通大學的錄取線都達不到，可他有幸生活在民國時代--他被清華大學錄取了。

　　事實上，“破格錄取”之風在民國初期的大學堪稱普遍。1930年，臧克家在青島國立大學的入學考試中，數(shù)學考了零分，作文也僅僅是三句詩歌，“人生永遠追逐著幻光，但誰把幻光看成幻光，誰便沉入了無底的苦海。”

　　就憑這三句詩歌，文學院院長聞一多做主，將臧克家“破格錄取”。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史上，便多了一位叱咤風云的詩人。

　　民國時期，北大清華這樣的知名高等院校，能夠破格錄取羅家倫、吳晗這樣的“偏才”、“怪才”，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當時，因為歷史和現(xiàn)實原因，全國并沒有組織統(tǒng)一考試，這些高等院校擁有自主招考權，所以他們能夠根據(jù)自己的需要，錄取一些優(yōu)秀人才。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自科舉制度廢除以后，中國的中學教育發(fā)展緩慢，與相對快速發(fā)展的高等教育不相匹配，這也造成優(yōu)秀的中學畢業(yè)生較少，為高等院校的“破格錄取”創(chuàng)造了條件。僧多米少，只能吃稀飯；僧少米多，大家便有干飯吃。此理古今同。

　　當然，現(xiàn)在的中國也有所謂“破格錄取”，比如“保送生”制度。可這種制度之下，錄取的依然是那些考試成績優(yōu)秀的學生--他們就算通過正常途徑，也可以考入名校。“保送”他們，實屬“錦上添花”之舉，完全失去了“破格錄取”的“雪中送炭”本意。

　　我們注意到一個現(xiàn)象，民國時期“破格錄取”的對象，基本上都是寒門學子，無權無勢。“不拘一格錄人才”的校長和教授，看中的是真才實學，而不是他們的身份。因此，哪怕稍有偏科，也愿意向他們打開校門；而在現(xiàn)在，“破格錄取”的對象，多是權勢階層的后代--這種向權力定向的“破格錄取”，使人在詬病和鄙視之余，更添對以往時代的向往和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