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百年歷史上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交替輪回
發(fā)稿時間：2023-04-17 14:02:49 來源：國君宏觀研究 作者：董琦、黃汝南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身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全球化紅利已漸行漸遠，逆全球化大幕緩緩拉開，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風險挑戰(zhàn)。本報告復盤了人類百年歷史上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交替輪回，試圖揭示逆全球化時期的共同特征，以及中國面對逆全球化的戰(zhàn)略選擇。
一、我們正在經歷第三輪逆全球化
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是周期輪回而非單邊趨勢。逆全球化是與全球化相對的概念，它指的是各國采取的阻礙商品、資本和勞動自由流動，使全球各國互相開放、相互依賴的一體化程度減弱的一系列政策，通常與人類科技創(chuàng)新周期緊密相關。一般來說，全球化通常始于一輪技術革命引發(fā)的世界各國普遍意義上的生產效率大幅進步，而逆全球化則往往出現于上一輪技術進步紅利消耗殆盡的時期。
19世紀后期以來，世界共經歷三輪全球化和三輪逆全球化浪潮。我們以貨物貿易/GDP來衡量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程度，可以看到自1870年以來，人類歷史上共經歷了三輪全球化和三輪逆全球化過程，當前我們正處于第三輪逆全球化時期。
(一) 第一輪周期：繁榮與戰(zhàn)爭
經濟全球化的基礎是地理全球化。18世紀始于英國的第一次工業(yè)革命將世界連成一個整體，以英國為代表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與其遍布全球的殖民地貿易緊密聯系在一起;進入19世紀，美國、德國等后發(fā)資本主義國家也相繼完成工業(yè)化過程，全球貿易的“玩家”逐漸擴大。
始于19世紀后半葉的第二次工業(yè)革命以電力的廣泛使用為標志，徹底打破了信息傳播的地理限制。1866年美英兩國之間首次成功鋪設跨大西洋海底電纜;1876年貝爾發(fā)明電話為海底電纜的應用擴展了新的場景，加速了各國鋪設電纜的步伐。從1870-1913年，全球貿易增長了3.2倍，世界工業(yè)生產增長了4倍。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使第一輪全球化受到沉重打擊，各國紛紛采取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20世紀20-3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盛行。1921年英國實行《保護工業(yè)法》，對6000多種工業(yè)品的進口加征33.3%的從價稅;1922年美國實行所謂“競爭性的關稅”，平均稅率超過30%;歐洲大陸國家和印度、澳大利亞等國也分別提高了工業(yè)品或農產品的進口稅率。大蕭條加劇了各國出臺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步伐，1930年美國出臺《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提高了890種商品關稅，50種商品從免征名單里剔除。
(二)第二輪周期：“黃金時代”與“滯脹”
20世紀50-60年代是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fā)展的“黃金時期”。二戰(zhàn)后歐洲和日本百廢待興，冷戰(zhàn)籠罩下世界大戰(zhàn)的風險降低，以及相對穩(wěn)定的國際貨幣體系，都大大推進了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國家的全球化進程。出口/GDP在1960年超過一戰(zhàn)前的水平，1970年則接近10%。
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和兩次中東戰(zhàn)爭嚴重打擊了第二輪全球化。20世紀60年代末，深陷越南戰(zhàn)爭的美國經濟增長動能逐漸放緩，“滯脹”風險抬頭;1971年美國自二戰(zhàn)以來首次從貿易順差國變?yōu)橘Q易逆差國，強勢美元支撐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岌岌可危;同年8月15日，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新經濟政策”，美元與黃金脫鉤，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整個20世紀70年代，世界籠罩在美元危機的陰影之中;再加上兩次中東戰(zhàn)爭加導致石油價格暴漲，加劇了西方國家“滯脹”風險，這些都嚴重打擊了全球化進程，全球貿易額占GDP的比重在這一時期停滯不前。
經濟“滯脹”造成貿易戰(zhàn)再度升溫，主要集中在日美兩國之間。與第一輪逆全球化時期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相比，第二輪逆全球化時期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具有兩個鮮明特征：一是關稅以外的貿易保護政策被廣泛使用，1975年后美國頻繁對日本發(fā)起“301調查”;二是貿易保護從傳統工業(yè)領域向高科技領域擴展，“半導體戰(zhàn)”和“電信戰(zhàn)”貫穿了整個80-90年代。
(三) 第三輪周期：最后的晚餐
20世紀80年代后期，西方國家私有化浪潮與新興經濟體加入世界貿易體系，共同推動全球化達到新的高度。從1985年到2008年，全球出口額占GDP的比重從14.6%上升到25.3%，創(chuàng)下歷史新高。
第三輪全球化是迄今為止一體化水平最高的全球化，但在此過程中造成的全球失衡孕育了全球金融危機，為逆全球化浪潮埋下伏筆。
第一，順差國與逆差國的貿易差額擴大造成全球失衡。中國從1993年對美貿易出現順差，兩國貿易差額為62億美元。200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美國對外貿易的最大逆差國，并且貿易差額有逐年擴大的趨勢，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占GDP比重在2006年左右達到最大，高達5.63%，并在之后一直保持在2.5%的占比。
第二，全球失衡的背后是美國的產業(yè)空心化問題。二戰(zhàn)結束后，美國制造業(yè)產值占GDP比重便呈現下降趨勢，從1951年的27%下降至當前的10%左右。在第二輪逆全球化的20世紀70-80年代，是德國、日本制造業(yè)繁榮發(fā)展的時期，兩國制造業(yè)占GDP比重分別在1975年和1986年趕超美國;2000年以后，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制造異軍突起，加劇了美國產業(yè)空心化的步伐。制造業(yè)占比快速下降削弱了美國工業(yè)的國際競爭力，持續(xù)削弱美元的基礎。
第三，發(fā)達國家內部貧富分化加劇，主導全球化的民意基礎逐漸喪失。自20世紀初以來西方國家貧富分化縮小的趨勢隨著70年代“滯脹”的到來而停止。1910年，西歐國家收入前1%的群體占有全國55%的私人財富，在美國則是43%;100多年之后，美國的財富集中程度幾乎回到了20世紀初的水平。貧富分化擴大常被西方政客用來“甩鍋”中國“偷”走了工作崗位，導致發(fā)達國家參與全球化的民意基礎喪失。
二、 復盤歷史，逆全球化的五大特征
逆全球化的產生往往源于全球化后期固有矛盾的積累。逆全球化時代有以下五個方面的特征。
(一) “追趕國”相對“守成國”經濟實力逼近或趕超
逆全球化時代，世界“老大”的地位受到“老二”的挑戰(zhàn);世界“老二”要么反超“老大”(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英國和美國)，要么在“老大”的反擊下“沉淪”(如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和日本)。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分別完成對英國GDP總量和人均GDP的超越，經濟實力位居世界第一。1870年美國GDP總量接近英國，此后很快便在總量上實現對英國的超越;20世紀初，美國人均GDP超越英國，從而實現從總量到人均對英國的全面趕超。
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GDP總量超過美國的60%，人均GDP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超過美國。日本對美國人均GDP的優(yōu)勢一直延續(xù)到1997年。
2001年末中國加入WTO，中國經濟增長駛入快車道。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2年中國GDP總量超過美國的50%，到2021年中國GDP總量已達美國的76%。
(二) “守成國”主動戰(zhàn)略收縮，全球化退化為“陣營化”
逆全球化時代，由于綜合實力的下降，原本主導全球化的世界“老大”、即“守成國”選擇戰(zhàn)略收縮，轉向退守基本盤的“陣營化”;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世界“老二”、即“追趕國”反而成為全球化的積極倡導著。
20世紀上半葉，國力日漸衰落的英國退守殖民地的基本盤，于1932年建立“英帝國特惠制”，對英帝國之外的國家實施歧視性貿易政策。一戰(zhàn)后英國國力衰落，在國際貿易體系的競爭力逐漸下降;為此，英國退守殖民地基本盤，1932年在渥太華召開英帝國經濟會議，與會國正式建立了特惠關稅制度，本質上是對英帝國成員國給予貿易數量和關稅優(yōu)惠，對帝國之外的國家則提高關稅。帝國特惠制建立之后，英國的年度出口額出現快速增長，特別是對英帝國成員出口份額明顯上升。
在英國退守“陣營化”的同時，美國反而高舉貿易自由化的大旗。1934年美國頒布《互惠貿易法案》，開創(chuàng)性地提出“無條件最惠國原則”，從雙邊向多邊打開世界市場，旨在擴大其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影響力和領導力。英國在30年代建立的帝國特惠制雖然在短期有利于英國在其原殖民地維持優(yōu)勢地位，但卻與二戰(zhàn)后多邊主義貿易一體化相悖，促使其國際影響力進一步衰落，帝國特惠制最終于20世紀70年代末終結。
時過境遷，曾經高舉自由貿易大旗的美國如今也出現戰(zhàn)略收縮，轉而以意識形態(tài)作為經貿往來的“指揮棒”。2017年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并宣稱美國將與其他國家開展雙邊貿易談判;2022年5月美國宣布啟動“印太經濟框架”，主要目的是拉攏中國主導的區(qū)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國家，實現供應鏈“去中國化”，可以看到，印太經濟框架參與談判國與中國主導的RCEP國高度重合。
(三)舊的貨幣體系瀕臨崩潰
全球化進程離不開穩(wěn)定的國際貨幣體系。1870年至一戰(zhàn)前的全球化浪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英鎊為核心的金本位制國際貨幣體系，二戰(zhàn)后的全球化浪潮則有賴于于以美元為核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而逆全球化時期，由于原全球化主導國競爭力下降，以主導國貨幣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愈發(fā)不穩(wěn)定，貨幣危機頻繁爆發(fā)，反過來又加劇了逆全球化進程。
逆全球化時期，主導國家出口競爭力下降，匯率愈發(fā)不穩(wěn)定。一戰(zhàn)后，英國世界制造業(yè)中心的地位被美國所取代，在世界貿易中所占貿易份額也在縮小。在此背景下，英國為恢復其國際地位，于1925年宣布恢復金本位制，規(guī)定1英鎊兌換4.86美元的戰(zhàn)前匯率水平，但戰(zhàn)后英鎊的市場匯價只有3.5美元，英鎊被明顯高估，進一步損害了英國商品的出口競爭力。整個20年代英國經濟表現在西歐國家中是最差的。
二戰(zhàn)后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其固有的“特里芬難題”始終成為威脅貨幣體系的不穩(wěn)定因素，最終導致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20世紀60年代末，滯脹陰影下的美國出口競爭力逐步被日本、德國所取代，70年代初美國從貿易順差國變?yōu)橘Q易逆差國，最終導致美元與黃金脫鉤。此后的50年間，美國貿易逆差繼續(xù)擴大，黃金價格也開啟了長期上漲趨勢。
從匯率角度來看，逆全球化開啟了“守成國”匯率長期貶值的趨勢，而“追趕國”貨幣逐漸具有了避險屬性。19世紀后期，英鎊與美元始終維持比較穩(wěn)定的匯率;一戰(zhàn)結束后，由于英美國力的對比發(fā)生變化，英鎊匯率較美元大幅貶值，在此后的30年間出現劇烈波動，英鎊已經難以承擔維護國際貨幣體系穩(wěn)定的重任，美元的地位明顯提升。與之類似，20世紀70年代爆發(fā)了數次美元危機，在這期間，日元成為避險資產。整個20世紀70年代，美元危機頻繁爆發(fā)，10年間美元兌日元累計貶值超過30%。
(四)能源體系出現劇烈變革
能源是國家間競爭繞不開的領域。逆全球化加劇了國家對自身安全的擔憂，紛紛在能源領域投入更多資源，一方面加大本國能源開采，降低對進口能源的依賴，另一方面加速研發(fā)新能源，高效、安全和可持續(xù)的新能源應用往往在逆全球化時期集中爆發(fā)。
第一輪逆全球化時期，石油占比迅速上升。從1910年-1950年，石油占總能源的比重從2.5%上升至接近20%，同時煤炭和傳統生物質能(木材、泥炭等)占比下降，石油逐漸成為最重要的能源之一，對地緣政治格局產生兩個深遠影響，一是中東產油國家崛起，中東地區(qū)地緣戰(zhàn)略意義大幅提高，并一直延續(xù)至今;二是美國加大本國石油開采力度，在國家安全保障方面進一步領先英國。
第二輪逆全球化時期石油能源占比達峰，天然氣占比上升，核能作為清潔能源獲得快速發(fā)展。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fā)，石油能源占比同年達到歷史最高的43%，之后開始回落。取代石油資源的主要有兩類，一是天然氣占比從70年代的15%逐年上升，二是核能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投入民用，20世紀末在能源中的占比接近6%。
2010年至今的逆全球化，能源發(fā)電成本大幅降低。根據Bloomberg NEF的數據，21世紀第二個10年里，太陽能、海上風能和陸上風能的平均成本(每兆瓦時發(fā)電設備的平均壽命成本)分別下降了87%、62%和56%，降幅遠超過去。這反映了在全球傳統能源爭奪日趨激烈的背景下，各國加大新能源領域的研發(fā)投入，以求盡快降低對傳統化石能源的依賴度。
(五)各國圍繞軍備競賽大力投入科技研發(fā)
逆全球化往往發(fā)生于上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技術進步紅利末期，各國紛紛加大研發(fā)投入，以求占領下一輪科技革命的制高點，而科技投入的重要抓手是軍備競賽;軍備競賽所積累的科技成果逐漸轉化到民用領域，引領新一輪技術進步。
科技領域的競爭主要集中在“追趕國”和“守成國”之間。例如，一戰(zhàn)到二戰(zhàn)之間，各國主要圍繞建造戰(zhàn)列艦展開海軍裝備競賽，同時也帶動了民用工業(yè)領域的大發(fā)展，美國在這一時期蓬勃發(fā)展的電焊技術極大提高了生產力水平。1870年-1913年間，英國年均勞動生產率增速為1.2%，美國則為1.9%;而到了1913-1950年間，美國和英國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速分別為2.5%和1.9%;除美國和英國之外的其他發(fā)達國家，在逆全球化時期的勞動生產率增速較之前沒有明顯提升。
2018年以來，隨著地緣沖突不斷升級，中、美、德等國家普遍大幅提高了軍費開支。2023財年美國國防預算總額高達8580億美元，較2022年提高10%;俄烏沖突加劇了歐洲國家的不安全感，22年德國設立1000億歐元的特別基金，用于改善軍備，并宣布從22年起將軍費開支提升至國內生產總值的2%。
三、今非昔比，本輪逆全球化中國何去何從?
我們正身處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的新一輪逆全球化時期，預計將持續(xù)至2035年前后，中國經濟總量趕超美國的時間點是關鍵。美國總統拜登和國務卿布林肯均公開表示“未來十年將會是美國和中國競爭的關鍵時期”，中美國力對比將是貫穿本輪逆全球化的主旋律。面對日益激烈的競爭，中國將采取哪些戰(zhàn)略應對?
(一) 增儲上產，保障安全
黨的二十大報告將國家安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經濟層面要保障產業(yè)鏈供應鏈安全;未來供給側改革的思路可能逐步淡化，擴大內需、增儲上產是保障安全的大方向。
一方面是降低重要初級產品的對外依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加強重要能源、礦產資源國內勘探開發(fā)和增儲上產”，當前我國以大豆為代表的農產品和石油、天然氣等能源品的進口依賴度仍然較高，未來的方向是加大對能源礦產的采掘以及通過高標準農田建設提高農業(yè)產量質量。
另一方面是重要工業(yè)品產能要有冗余、有備份。二十大報告提出“把實施擴大內需戰(zhàn)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我國產能周期峰值從2009年后在持續(xù)收縮，特別是供給側改革后伴隨金融周期收縮帶來雙重壓力;22年經濟極差的情況下，很多傳統產業(yè)的產能緊缺并沒有緩解，預計23年隨著經濟逐步復蘇，產能緊缺的問題可能會更為突出。逆全球化時代產能為王，產能有冗余、有備份是應對各類外部風險挑戰(zhàn)的底氣，因此預計未來將開啟新的產能擴張周期。
(二) 產業(yè)政策“王者歸來”
逆全球化給了產業(yè)政策“王者歸來”的機會。在全球化時代，產業(yè)政策主要由“追趕國”來實施，通過產能補貼、市場準入等方式幫助本國快速建立現代化的產業(yè)體系;然而在逆全球化時代，無論是“追趕國”還是“守成國”，均出現訴諸產業(yè)政策來提升國家競爭力的傾向。
上一輪逆全球化時期，日美在半導體領域實施了大量產業(yè)政策。20世紀70-80年代，日本產業(yè)政策從偏重補貼和保護本國企業(yè)轉向成立政府-企業(yè)聯合體，加大半導體領域的研發(fā)力度，特別是在1976年組建“官學產”聯合體，啟動“DRAM制法革新”國家項目;而為應對來自日本的挑戰(zhàn)，美國也成立半導體產業(yè)協會整合國內半導體資源，以維持自身的優(yōu)勢地位。
本輪逆全球化產業(yè)政策集中在中美兩國。近年來中國產業(yè)政策逐漸從單純補貼企業(yè)向發(fā)揮新型舉國體制優(yōu)勢、擴大國內需求轉型。2019年首次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22年8月美國通過“芯片法案”，為美國半導體產業(yè)提供高達527億美元的政府補貼，維持其在半導體領域的競爭力。
我國是實施產業(yè)政策較多的國家，但傳統的供給側產能補貼型產業(yè)政策已不再奏效，未來產業(yè)政策將聚焦兩個方向：一是基礎研發(fā)領域。新型舉國體制將發(fā)揮更大作用，效仿20世紀70年代日本的“官產學”聯合體，政府主要在資金層面向“卡脖子”行業(yè)傾斜;二是通過需求側補貼擴大內需市場。類似設備更新改造低息貸款等需求端補貼政策將延續(xù)，目的是降低國產設備的使用成本，拓展市場需求，以使用促改善，實現產業(yè)的高端化轉型。
(三) 主動應對“金融戰(zhàn)”
盡管逆全球化時代“追趕國”與“守成國”經濟實力的差距在縮小，但金融主導權的變化往往滯后于經濟實力的變化。盡管美國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分別完成對英國GDP總量和人均GDP的趕超，但直到二戰(zhàn)結束之前，英鎊仍是最重要的國際結算貨幣。
近10年來美國頻繁發(fā)起以凍結金融資產、禁止使用交易系統等方式為代表的“金融戰(zhàn)”，作為不對等的制裁手段。2020年美國曾威脅將中國香港提出SWIFT系統，2022年2月，美、歐、英、加聯合宣布禁止俄羅斯主要銀行使用SWIFT系統。
中美貿易戰(zhàn)只是表象，“金融戰(zhàn)”是威脅國家安全的根本，未來中國勢必加快與投資和貿易伙伴使用人民幣結算的進程，“一帶一路”國家是重要突破口。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辦理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年均增長49%，占同期人民幣跨境支付的比例從13.9%提升到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