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制度隱性成本巨大
發(fā)稿時間：2011-08-17 00:00:00
早在20世紀之初，梁啟超曾有感中國遭遇“千年未有之變局”，但實際上，他可能言之過早了，因為現在的中國更像是面對千年未有之變局：大部分人口將逐漸積聚在城鎮(zhèn)靠工商業(yè)討生活，而就在他們父輩一代，還以務農為生并散居在廣大農村中。城鎮(zhèn)化進程，是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事情，然而其背后成本和代價，卻經常被人們所忽視。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農民工二代子女義務教育權利得不到保障。
據21世紀經濟報道消息，今年6月份以來，北京大興區(qū)、海淀區(qū)、朝陽區(qū)多所“流動人口自辦學校”接到取締通知，數千學生面臨分流難題。關于取締的理由，北京大興區(qū)的一所外來工子弟學校接到的區(qū)政府通知是，由于學校“在違法建筑內非法辦學，存在重大安全隱患”，將予以取締。北京大興區(qū)教委相關人士介紹，區(qū)里面在給被取締學校的學生家長下發(fā)了告知書，當地政府提供了總共6所學校供這些孩子進行選擇。但據學生家長反映，依照北京市教委公布的《北京市教育委員會關于加強中小學接收借讀生管理的通知》，這些孩子想要入讀公辦校，家長必須要提供包括在京暫住證、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在京務工就業(yè)證明、戶口所在地鄉(xiāng)鎮(zhèn)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jiān)護條件的證明、全家戶口簿在內的五份證明文件。但實際上，一個農民工幾乎不可能弄齊上述所有證件。在北京自建外來工子弟學校讀書的農民工二代子女學生，目前各方粗略匡算數據為20萬左右。按著北京市教委的做派，也意味著，將近20萬學生的義務教育權利不能得到充分保障。
所謂少建一所學校，必將多建一所監(jiān)獄。現代文明國家，之所以將九年義務教育，列為公民的基本義務和權利，就在于公民的基本素質不僅是他本人的安身立命根本，而且也是一個社會得以穩(wěn)定存在的前提和基石?，F代社會的運作和維系，不可能由文盲來完成。當北京市各區(qū)政府損害20萬名學生的義務教育權利的時候，必須明白，這實際上已經是威脅到我們每一個人的日后正常生活，這已經不是簡單的道德譴責就可以敷衍過去的事情。當20萬沒有接受起碼基礎教育的學生長大成人之后，謀生技能不足的后果，如果不是靠納稅人補貼彌補，就是靠納稅人多繳稅增多監(jiān)獄警察在內的維穩(wěn)費用。由于現代工商社會的復雜性，我們對此不能懷有哪怕一點的僥幸。
北京區(qū)政府取締農民工子弟學校行為背后的根源，其實和近期廣東增城在內社會群體性事件完全一致：現有戶籍制度下的城鄉(xiāng)二元鴻溝。由于現有戶籍制度，北京市政府只對戶籍居民負責，不可能對非本市戶籍人口負責。同理，廣東增城的外來人口不但不能享受本地戶籍居民享受到公共服務，反而成為當地政府公權力的維穩(wěn)對象。那么，用不了幾年，北京這20萬學生走上社會，由于教育欠缺，導致既不能回鄉(xiāng)務農，又不能立足城鎮(zhèn)打工經商，那么后面自然就成為北京市政府維穩(wěn)對象。
前有若干群體性事件在前，后有北京取締民工子女學校在后，不知何時何事才能真正推動中國戶籍制度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