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馬老難忘的五個故事
發(fā)稿時間：2020-07-15 13:58:06
馬洪同志是我敬重的著名經濟學家，是我們國家改革發(fā)展戰(zhàn)線上的一位優(yōu)秀領導，我從他那里也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們相處很融洽，我們的觀點相近，共同致力于改革開放的推進和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往往不謀而合，是一個戰(zhàn)壕里心有靈犀的老戰(zhàn)友。
馬洪同志誕辰一百年了，但是每每追思那那段風云激蕩的改革歲月，馬洪同志的音容笑貌就會浮現在我的眼前，我和馬洪同志的幾次密切合作，是我所參與和經歷的改革歷程中濃墨重彩的一筆。這里我想重點說說五件難忘的故事。
籌建綜合開發(fā)研究院
這里我想說一下綜合開發(fā)研究院籌建初期鮮為人知的故事：最先提出成立綜合開發(fā)研究院的是蔣一葦同志，他是點子多而聞名的學者，他創(chuàng)辦了《經濟年鑒》《經濟管理》雜志、經濟管理出版社、中國企業(yè)改革研究會等，他當時是工業(yè)經濟研究所所長，而我當時是國家體改委副主任，是否要辦一個綜合開發(fā)研究院，蔣一葦最早征求了我的意見，因為我是搞改革的，我完全贊成，因為我考察過韓國綜合開發(fā)研究院(KDI)，她在韓國名氣很大，對韓國經濟發(fā)展起了重要作用。
當時馬洪同志是社科院院長，蔣一葦有了這個底以后，就去找馬洪同志商量，并說我也贊同，馬洪同志欣然答應。時任深圳市委書記的李灝同志當過國務院副秘書長，和馬洪同志很熟，就考慮把綜合開發(fā)研究院定在深圳。因此說，綜合開發(fā)研究院蔣一葦同志是提出者，馬洪同志和李灝同志是決策者，當時陳錦華同志是中國石化的負責人，他在經濟上也給了大力支持。1989年2月14日在深圳科技館開了盛大的成立大會，我有幸主持了這個有歷史意義的大會。深圳綜合開發(fā)研究院得到了李灝同志和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支持，當初給了編制、工資和住房等，解決了最初的困難。
參與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
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是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的一個重要的對外交往活動，是國務院副總理谷牧與日本前外相大來左五郎共同建立的一個交流會。經過中日雙方多次協(xié)商，1981年5月6日至16日，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第一次會議在日本舉行。馬洪同志和李灝同志都是中日經濟交流會最早的參與者，馬洪同志還是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中方首席專家，中日參與者都是有政府背景的高級專家。從1987年到2000年，我共參加了14次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從中國到日本，幾乎每一次都與馬洪同志在一起，還留下了諸多合影，收集在我從事經濟工作60周年畫冊里作為紀念。中日知識交流會是中國對外經濟交流的先行者，是中日友好合作的開拓者，圍繞世界經濟和兩國發(fā)展改革的重大問題交換意見，相互學習借鑒，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政策建議，為中日經濟合作和發(fā)展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不謀而合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重要理論
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是我們黨第一次對改革做出的決定，我參與了這個決定的起草工作。其中，有個關鍵的問題，就是商品經濟能不能提出來，這是一次關鍵性的突破。因為我出去調研較多，比如說，廣東在計劃經濟時代往往沒魚吃，因為價格管死了，養(yǎng)魚的人沒有積極性，后來價格放開了，養(yǎng)魚的人有積極性了，魚就多了，價格就下降了，大家就能吃到魚了。我完全贊成商品經濟的提出，但起草小組還是通不過，阻力重重。
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而不是商品經濟”。怎么辦?1984年的時候我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我與體改委領導說了，決定搞一場研討會，請了包括董輔礽、蔣一葦等20多位專家一起討論。我首先講了我的觀點，大家都一致贊成，認為這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經之路，于是我起草了一份《對經濟體制改革幾個理論問題的看法》，國務院領導同志閱后批示：“請起草小組閱，馬洪同志也有這個意見。”
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念，我們是從起草小組內部提出要寫進決定，馬洪同志是從外圍突破，時任國務院總理完全贊成，他專門給幾位老領導寫了報告，包括鄧小平、陳云、李先念等，提出“商品經濟與計劃經濟并不是對立的”，這樣的話，老同志們也就能接受了。由此看來，馬洪同志不僅是較早提出和支持“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點的學者，更是改革開放的積極倡導者和推動者，他功不可沒。
合作編寫《中國通貨膨脹研究》一書
1985年后我國出現了日益明顯的通貨膨脹，引起舉國上下的關注。但在整個80年代中后期，經濟持續(xù)過熱，增加了財政赤字，最終出現了1988年以來的比較明顯的通貨膨脹。在此背景下，馬洪同志和我合作編寫并出版了《中國通貨膨脹研究》一書，并于1990年1月為此書撰寫序言。
我和馬洪同志共同編輯此書，希望能夠推動我國經濟學界以我國國情為出發(fā)點，立足于我們這個進行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經濟下，對我國的通貨膨脹問題的研究，使我國通貨膨脹的理論研究和對策研究得以豐富和發(fā)展，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xù)、穩(wěn)定、協(xié)調發(fā)展。時至今日，這本書由于結合中國實踐，因此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深圳鹽田集裝箱碼頭改革的建言得到中央領導的重視
1995年8月，我和馬洪同志應邀對深圳鹽田國際集裝箱碼頭進行了調研考察。深圳鹽田國際集裝箱碼頭自投入運營以來，業(yè)務增長緩慢，大量設備閑置。與此同時，陸路口岸則車水馬龍，過于擁擠。當時，絕大部分深圳出境的貨物通過陸路口岸運往香港，再經香港轉口運往世界各地。這不僅造成深圳市區(qū)和香港沿線地區(qū)較嚴重的環(huán)境污染和交通運輸壓力，而且形成深圳港口碼頭設備利用嚴重不足，而香港貨柜碼頭的吞吐量又達到極限的局面。
我們考察后認為，造成以上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港口碼頭管理體制及海關運作方式不能適應對外開放之需要，國內港口碼頭在方便進出，簡化手續(xù)，高效快捷服務方面缺少競爭力。必須盡快著手進行港口碼頭的改革，按國際慣例簡化貨物進出口轉關手續(xù)，創(chuàng)造和形成境內港口、尤其是對外的競爭優(yōu)勢。為此，我和馬洪同志聯名于1995年8月28日呈送李嵐清副總理。李嵐清副總理收到報告后第二天打電話給我，他說：報告很好，為了避免爭論，建議原稿中的“自由港”可改為“保稅區(qū)”，其實質是一樣的。李嵐清還在報告上做了很長的批示，同意在鹽田進行港口管理體制改革的試點，把內貿和外貿的通道嚴格分開，我們的建言也得到鄒家華副總理的支持。經過改革試點，如今，鹽田港已發(fā)展成為全國集裝箱吞吐量最大的單一港區(qū)，也是目前中國大陸遠洋集裝箱班輪密度最高的單位集裝箱碼頭。這個改革故事應該在鹽田港的發(fā)展史上重重寫上一筆。
我和馬洪同志相處的20多年，還有很多難忘的事，他是我的前輩，也是我的好朋友，馬洪同志已誕辰一百年，但他的優(yōu)秀品格我一直歷歷在目，通過以上5個故事來追思馬洪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