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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049年(宋仁宗皇祐元年)，年過六十的范仲淹轉(zhuǎn)任杭州，領浙西路。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但等待范仲淹的卻不是樂享清福，而是嚴峻的考驗。

　　平抑物價

　　公元1050年，北宋的兩浙地區(qū)發(fā)生饑荒，災情發(fā)展很快，出現(xiàn)了“殍殣枕路”的悲慘景象。更令人擔心的是，糧價失控，迅速上漲到每斗120文錢，超過了原來的3倍。如何應對此次大災，是擺在范仲淹面前的一道考題。

　　按尋常思維，以穩(wěn)為先，必先以強硬措施壓制糧價，然而范仲淹反其道而行之。一是主動漲價，將杭州官方糧價提升至每斗180文錢，比當時的市場價足足高出50%。二是主動告知，派人出城廣而告之，迅速向周邊市場擴散杭州糧價偏高的特大新聞，到杭州賣糧有利可圖成為坊間共識。三是沿江求糧，散布消息的人主要沿江而行，兩浙是漕運重地，沿江多有糧物倉儲之備，消息精準投放，很快收到了良好效果。遠近商賈聞利而動，不分晝夜地向杭州運糧，糧因價而多，價因量而降，民因足而穩(wěn)，保障了糧食市場的供需平衡和價格平衡，為救災創(chuàng)造了扎實基礎。

　　此舉看似神來之筆，實則是對兩浙地理民情了然于胸的結(jié)果。江浙久為富庶之地，民間廣有余糧，缺的是調(diào)度有方，造成局部嚴重供應不足。范仲淹應對災情，不僅祭出價格利器，還“發(fā)粟及募民存餉”，一方面有序發(fā)放官方儲備，另一方面募集民間糧物，“為術(shù)甚備”，多管齊下，考慮周全，有效緩解了杭州災情。

　　樂業(yè)安居

　　荒年賑災大難，能夠妥善解決糧食問題已經(jīng)殊為不易，但范仲淹考慮的顯然不僅于此。糧食不能停，民也不能閑，事情還要辦，如何一舉多得呢?還是得順勢而為。“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這是當?shù)氐膬纱竺袼祝吨傺蛷闹忻翡J地找到了恢復社會生產(chǎn)的方法。

　　范仲淹素來崇尚清簡，此時卻一反常態(tài)，每日出游西湖之上，不負大好春光，此舉是為鼓勵民眾外出游樂，帶動商業(yè)。他還鼓勵民間大力舉辦劃船競渡賽事，于是從春到夏，“居民空巷出游”，樂享湖光山色。手中有錢，才能心中不慌。范仲淹還“以工代賑”，興建工程。江南佛事興旺、寺廟眾多，范仲淹召集各家住持方丈，為他們分析形勢，“饑歲工價至賤”，大興土木正當其時。于是各家寺廟紛紛雇傭工匠，興建、翻修工程紛紛上馬。官方和民間遙相呼應，開始翻修倉庫和官吏宿舍，每天雇傭工匠多達千余人。

　　范仲淹深知民情民俗，因勢利導，敢于作為，治下杭州在荒年里卻熱火朝天。“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百姓不愁吃、不愁穿，有活可干，有錢可賺，儼然安居樂業(yè)景象。

　　大公之道

　　大公生威，大公生智。自古以來，執(zhí)政智慧多來自大公之心。公元1045年，新政受挫后，范仲淹被罷免參政知事，轉(zhuǎn)任多地，再也沒能返回京城。在第二站鄧州，他寫下千古名篇《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激蕩古今多少豪杰。在第三站杭州，仍未有絲毫偷閑之心，為政一方、殫精竭慮。

　　正是深懷廟堂之任、江湖之憂，范仲淹才能果斷采取“非典型”救災政策，似嬉實正，卻引來上峰嚴厲彈劾，“不恤荒政，嬉游不節(jié)，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胸襟坦蕩，才會無懼無惑，他親自起草奏章，解釋救災各項政策的最初考慮和現(xiàn)實效果，是非自有公論。

　　大公無私，大公有恒。范仲淹初到杭州，親近子弟曾商議為其購置田產(chǎn)，以備安享晚年，但被嚴詞拒絕。同年，他卻開出大手筆，在家鄉(xiāng)購買良田千畝，成立范氏義莊，全部收入用于贍養(yǎng)、資助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