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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中國近代史者都知道，與古代史相比，近代的資料極其豐富，即使很小的題目也幾乎不可能做到史料的窮盡。這就更要求治史者盡量廣泛地占有與研究對象相關(guān)的史料，然后可減少立論的偏差。

　　20世紀中國新史學(xué)的一個主流取向就是史料的擴充，雖然也曾導(dǎo)致忽視常見史料的傾向，但在注意糾偏的基礎(chǔ)上，針對史學(xué)界讀原始材料不夠認真的風(fēng)氣，今日史料擴充仍值得進一步提倡。例如，檔案特別是基層檔案的運用在近代史研究中就極為不足，造成我們史學(xué)言說中鄉(xiāng)、鎮(zhèn)、縣層次的論述迄今非常薄弱。

　　盡管如此，就整體傾向而言，對檔案材料的重視已基本成為學(xué)界的共識，論著中是否使用相關(guān)檔案資料往往是“評審者”一個重要的評判依據(jù)，一些學(xué)人甚至可以說具有某種程度的“檔案崇拜”情結(jié)，幾乎到了無檔案便不足以成史的程度。

　　在充分確認檔案重要性的前提下，還應(yīng)認識到檔案中也可以包括并且實際包括著一定程度的虛構(gòu)成分。檔案本身的產(chǎn)生及其得以保存下來，并不像許多檔案“崇拜”者設(shè)想的那樣“客觀”;且不說檔案創(chuàng)制者和保存者所處時代主流意識形態(tài)賦予檔案的“主觀性”，就是各種偶然因素?zé)o意中的影響，也常?？梢源蠓冉档蜋n案材料的“客觀性”。

　　若進一步深入考察，檔案材料也和其他不論第一手還是第二手材料相似，都是某種“故事”的陳述。孟子曾提出一種“論其世”以“知其人”的解讀古人言說方法(《孟子·萬章下》)，從這一視角看，陳述出的“故事”本身之真?zhèn)?即是否符合或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所陳述的“本事”)是一問題，產(chǎn)生“故事”這一文本的語境，同一“故事”的多種陳述，以及任何類型的“故事講述者”怎樣講述故事等，都可以告訴我們許多史事真?zhèn)沃獾膬?nèi)容。

　　例如，民國前期報紙對當時各類具體事情的報道，其“真實”程度或接近“真實”的程度參差不齊。但任何事件的“真相”本蘊涵在其時空脈絡(luò)之中，從“故事講述者”怎樣講述故事這一視角看，即使道聽途說亦不妨其時有所得;更重要的是，這些從當時傳聞得來本非“事實真相”的二手敘述，恰可告訴我們那時有關(guān)“某事”的傳言如何，為我們提供當時當?shù)禺斒氯苏J知中的“某事”大致怎樣，與第一手“實錄”性文獻相比，別有其史料價值，其重要性并不稍減。

　　且“論世知人”一法本是雙向而非單向的，“論世”與“知人”兩者帶有互補意味：不僅“知人”需要“論世”，且“知人”本身也有助于“論世”。故在進一步擴充史料時，除更加注重檔案之外的各種報章雜志外，還應(yīng)盡量使用日記、書信、回憶錄等更可能帶有個人“主觀性”的史料。有一點應(yīng)該是無疑的，即對每一個體的了解應(yīng)能增強我們對這些人所處時代的整體了解。

　　說到日記，過去相對看重各類重要人物的記述，實則社會中下層那些“無名之輩”或雖為上層而在我們歷史記憶中已被淡化者的個人記述，更應(yīng)予以特別的關(guān)注。在近代西潮沖擊之前，日記在中國本是一種帶“創(chuàng)作”意味的思想和學(xué)術(shù)表述形式，不少人的日記其實是作為“著述”在撰寫的。

　　因此，多數(shù)傳統(tǒng)讀書人的日記往往是有意寫給人看的，其記載的內(nèi)容和表述的觀念，都不免有故意為之的痕跡;越是“人生得意”之人，這類味道越重。但中下層士人的日記常經(jīng)歷著一個從“為人”過渡到“為己”的進程，蓋士人在少年時代多具有鵬程萬里的夢想，那時的日記多半接近“著述”，正不免“為賦新詩強說愁”;若到中年還未得志，少時的夢想漸次幻滅，日記給人看的可能性則日減，直抒胸臆的成分則日增。故對史學(xué)研究而言，這類日記的價值有時反而非一般專寫給他人看的名人日記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