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完整”歷程
發(fā)稿時間：2020-04-29 13:35:52 來源：解放日報 作者：吳十洲
“為紀念紫禁城建成600年、故宮博物院成立100周年，近期故宮博物院將啟動籌拍一部關于故宮文物南遷題材的電影……”這是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近日發(fā)布的消息。
故宮文物南遷是故宮博物院發(fā)展特殊歷史時期的壯舉，影響深遠。故宮學學者吳十洲在其新著 《紫禁涅?：從皇宮到故宮博物院》中，將故宮從皇宮到博物院的變遷和一系列重要事件放在中國百年歷史的大背景下進行考察，其中就有對故宮文物南遷壯舉的嚴謹記錄。
結束故宮內兩館并立的局面
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14年抗戰(zhàn)取得了徹底勝利。
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帶領全體本院職工，從日偽手中接收了故宮博物院。復原后的故宮博物院，接受了古物陳列所存在北平的文物，結束了故宮之內兩館并立的局面。1947年秋，開始分六組點收，11月間又增為七組，到12月22日全部點收竣事。又根據1945年的《留院文物點查清冊》證實，14年淪陷期間，在日寇鐵蹄下，北平本院盡管受到很大損失，但留院職工克盡職守，保住了庫藏文物，使紫禁城宮殿建筑免遭破壞。
南京方面，陷落區(qū)的文物被遷到北極閣中央研究院里。這批文物費了許多時間才點查完畢，雖有凌亂，但大體上并沒有什么損失。
原巴縣、樂山、峨眉三處的文物集中于重慶，1947年3月7日完全運畢。存放于重慶南岸海棠溪向家坡原貿易委員會辦公處及宿舍的文物，于1947年5月31日遷往南京，至12月9日，文物遷返工作全部完成。至此，歷時15年的文物遷運疏散工作，以保全絕大多數文物的業(yè)績而告一段落。
然而，由于內戰(zhàn)，鐵路中斷，交通阻隔，自1933年運離北平的文物，大部分未能再運返本院。南遷文物的悲劇，又因國內政治時局的變遷而重演——故宮文物于1948年底被大批運抵臺灣，開始了新的流亡，這已是后話。
與北平城市規(guī)劃一并考察
早在北伐軍攻占北京之前，留德哲學博士張武曾建議將北京建成文化古城，并提出城市規(guī)劃的“都心說”和“分區(qū)規(guī)劃”。“都心說”即以故宮、三海和中央公園為中央都心，以東西單牌樓及九門為小都心，整個北京城以同心圓形式向外擴展，以放射性道路連接都心和周邊地區(qū)。“分區(qū)規(guī)劃”即將整個北京城劃分為四區(qū)——美術區(qū)、商業(yè)區(qū)、工業(yè)區(qū)和居住區(qū)，規(guī)劃建議在中央都心設置中央公園、中央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及歌舞院、音樂堂之類。但是，當時北洋政府正與南方的國民軍交戰(zhàn)，無暇顧及城市建設，此議未引起重視。
1928年6月，國民政府定都南京。隨著國都南遷，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隨之南移，于是歷史文化很快地被視為振興北平市的重要資源。
1928年11月，北平市民朱輝向市政府上呈《建設北平意見書》，提出建設北平的七條基本標準，其中建設北平“國故之中心”、“學術美術藝術之中心”、“東方文化表現(xiàn)之中心”、“觀光游覽之中心”皆與故宮及其文物有關。首先，朱氏認為北平城市規(guī)劃的首要任務是舊城保護與改建，明確提出“保存、利用舊有建筑物，并維護其藝術美術性”的原則。在具體實施辦法中，朱氏指出應將城墻、城樓、宮殿、壇廟、舊皇家寺院、三海、景山、頤和園、萬壽山、各種牌樓、庫房、王府及舊時一切皇家建筑匯集成冊，進行審查，擇其有保存價值者，備案呈請中央，制為定案。更為難得的是，朱氏認為即使沒有保存價值的舊建筑，在沒有制訂改建計劃前，須嚴厲禁止拆改。其次，考察故宮博物院史時應將北平城市規(guī)劃一并予以考察。
對故宮空間進行整體布局
1929年春，故宮博物院重新制訂計劃，對紫禁城建筑群、城墻、護城河及景山的空間進行整體布局：
第一，博物院分設古物、圖書和文獻三館：奉獻殿、齋宮、毓慶宮及東六宮，擬劃于古物館，以奉獻殿為總陳列室，齋宮及毓慶宮為美術品陳列室，東六宮為古物分部陳列室。外西路之壽安宮、英華殿各處，擬劃屬于圖書館，作為收藏室及閱覽室。寧壽宮各宮殿，擬劃屬于文獻館，作各史料陳列室。
第二，改建特別陳列室：本院各宮殿房屋，大多數均有歷史上價值。即辟為陳列室亦不能不保持原狀。而光線及各種設備，均未能合式。故有添造新式陳列之必要。而宮中空地無多，頗少隙地，以容此種建筑物。現(xiàn)擬東西以茶膳房、上駟院，西面以造辦處，改建此種陳列室。景山壽皇殿東西空地，亦作此用焉。
第三，辟設紫禁城公園：由神武門登城，東西馬道甚寬，直達角樓。游眺其上，全城及西山風景，一望無際。春秋佳日，誠登臨之勝地也。城外破屋，亦已拆卸。培植花樹，沿河臨眺，十里芰荷香，為夏日最好消夏窩，此兩處再加修繕，統(tǒng)名為紫禁城公園。
第四，改建景山公園：景山在神武門北，繞以紅垣，周二里。山凡五峰，峰各有亭。山后為壽皇殿，東為觀德殿等處，均為目前文獻館之陳列室。今擬在壽皇殿東西，添造特別新式陳列室。并于山上下添植各種植物，辟為公共植物園。
上述多項規(guī)劃設想在1929年至1930年間基本得以落實。
故宮文物疏散時期，主要問題是如何保障運輸安全。到了疏散地點，因庫房條件大都比較差，事務性的工作就變得多起來。當時，故宮博物院成立了三個辦事處：安順辦事處(后改為巴縣辦事處)、樂山辦事處和峨眉辦事處。各辦事處的工作重在保管，所以把防火、防潮、防蟲與防盜列為最重要的工作，其次是做索引，編目工作做得并不多。
抗戰(zhàn)勝利后，三處的文物又都集中到重慶。1947年文物集中重慶期間，防白蟻成為重要的工作，此外便是籌備文物還都的運輸事宜了。
希望文物“不要被肢解”
故宮文物南遷與戰(zhàn)時文物疏散，以及戰(zhàn)后文物的遷返，是戰(zhàn)爭期間保護文物的壯舉。
故宮博物院通過艱苦卓絕而又有效的工作，使故宮文物作為一個整體得以免遭戰(zhàn)火與日寇的搶掠而保存下來。但是，戰(zhàn)爭仍然給故宮博物院的事業(yè)，以及一部分文物帶來了無法挽回的損失。
當1933年日本侵略者危及華北及北平之時，這批文物被迅速地轉移到中國的中部，當時曾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當這批文物的最終命運仍然留待將來回答的時候，所有熱愛中國與中國古老文化的人們都在希望，它們不要被肢解，更不要在國外發(fā)現(xiàn)它們的蹤跡。
1928年6月，南京政府接收古物陳列所。受其與北洋政府關系的牽連，古物陳列所被南京政府打入另冊。由原先直屬北洋政府內務部，改為歸南京政府內政部北平檔案保管處管理，縮減編制，所長改稱主任，地位大不如前。古物陳列所開始改組機構、裁汰冗員、核減經費、清點文物。
1930年，易培基擬訂《完整故宮保管計劃》，呈送國民政府，計劃將乾清門以外的古物陳列所和乾清門以內的故宮博物院合并，將中華門以北各宮殿，直至景山，以及大高玄殿、太廟、皇史宬、堂子一并歸入故宮博物院。這一年，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領銜的10名故宮博物院理事聯(lián)名提出《完整故宮保管辦法》，并經行政院第91次會議批準，將中華門至保和殿原屬古物陳列所、國立歷史博物館的部分，全部交由故宮博物院接收管理，將古物陳列所來自沈陽故宮的文311物歸還沈陽故宮。其他文物先由故宮博物院挑選配置舊藏，剩下的將來運往南京籌建新的博物院。
界墻終于有了推倒的必要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北平地區(qū)散兵游勇日漸增多，“甚至有身著軍服未佩符號之軍人來所游覽，在太和門前無故放槍情事”，“及天津發(fā)生事變，平地謠諑益滋”。合并計劃無形停頓。
1932年至1933年，古物陳列所南遷和西遷古物共5415箱，共計111549件。1935年5月，國民政府在“機關裁并、政費緊縮”的原則下，再次重申“北平古物陳列所并入故宮博物院，古物保管委員會并入內政部”。古物陳列所則多方呼吁政府“重復審查，暫緩歸并”，并表示可千方百計節(jié)省經費。6月，經內政部提請行政院第217次會議復議，決定暫緩歸并，但將古物陳列所的年度經費縮減12%。
北平陷落之后，古物陳列所的主要管理人員又出現(xiàn)了失節(jié)附逆的嚴重情況。故宮博物院方面一直存有合并古物陳列所的想法，抗戰(zhàn)勝利后，即以“古物陳列所失節(jié)附逆”為由，合并古物陳列所，實現(xiàn)自己“完整故宮保護計劃”。1946年12月3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決議“古物陳列所房屋及其留北平之文物撥交故宮博物院”。
橫亙在故宮博物院與古物陳列所之間的界墻，終于有了推倒的必要。
從舊符號逐漸走向新符號
古物陳列所南遷文物則全部撥交中央博物院籌備處，1949年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挑選852箱精品運往臺灣，其余成為今日南京博物院的藏品。故宮、故宮文物及故宮博物院多元的身份認同，使之變得更為重要，“完整故宮”最終使其從舊符號逐漸走向新符號，并逐漸成為國家和民族的深刻的且完整的文化記憶。
第一，故宮文物南遷不僅僅保護了中華民族的珍貴文化遺產，更是保護人類寶貴文化遺產的一次壯舉，是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場上文化遺產保護的巨大勝利。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德、意、日法西斯在占領區(qū)肆意掠奪、破壞各國的文化遺產。世界各國普遍采用文物轉移的方式，保護自身的文化遺產。因此，故宮文物南遷的勝利，不僅僅是搶救中華民族的珍貴文化遺產的壯舉，更是維護世界文化遺產多樣性的一次勝利。
第二，故宮文物南遷雖有爭議，但最終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有力支持，這是中華民族全民抗戰(zhàn)的體現(xiàn)?？谷諔?zhàn)爭的偉大勝利，離不開國共合作，離不開全民參與，正是各行各業(yè)的團結精神，中華民族最終取得了戰(zhàn)爭的勝利。故宮文物南遷耗時長、任務重、困難大、計劃復雜多變，如果沒有政府和社會組織提供的資金、運輸等物質支持以及廣大民眾的全力配合，可以說寸步難行。因此，文物南遷的勝利，是全民抗戰(zhàn)的一次具體體現(xiàn)，進一步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凝聚力。
第三，故宮文物南遷是故宮博物院特殊歷史時期的壯舉，文物南遷任務之重，環(huán)境之艱苦，培育和形成了以“視國寶為生命”為核心的典守精神。
文物南遷后，故宮博物院快速完成了工作任務與工作方式的轉變，從“純粹的學術性質”轉變到適應戰(zhàn)時需要，肩負起保管保障文物及運輸安全之責。正如馬衡院長所說：“本院西遷以來，對于文物安危原無時不在慎戒懼、悉力保護之中，誠以此僅存劫后之文獻，俱為吾國五千年先民貽留之珍品、歷史之淵源，秘籍藝事，莫不盡粹于是，故未止視為方物珍異而已矣。”如協(xié)助搬運國子監(jiān)的石鼓，故宮人悉心包裝、運輸，在跋山涉水翻車的情況下，所有石鼓安然無損?？梢姽蕦m人在文物南遷過程中的盡心盡力、嚴陣以待。除此以外，由于運輸保管艱難，險象環(huán)生，故宮人為了文物安全，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參與南遷的當事人，將這一奇跡歸功于“古物有靈”“國家的福命”，其實是仰賴上上下下各階層、各方面人員為之付出的努力和犧牲，共同鑄就了這一歷史傳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