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法制在中國法制史中的地位
發(fā)稿時間：2020-02-21 18:57:59 來源：學習時報 作者：余釗飛
中國法制史是一部法律文明史，從時間上看源遠流長、從范圍上看多姿多彩、從內容上看博大精深，是一部動態(tài)的、多元的、豐富的中華民族法制史;既有漢民族的禮法合一，也有多元特色的少數民族習俗法則，共同構成了享譽世界的中華法系。在中國法制史的漫漫長河中，少數民族政權對中華法系的形成完善作出了重要貢獻。以鮮卑人為主體的北魏，曾制定過《北魏律》，北魏分裂成東、西魏后也相繼頒布過《麟趾格》和《大統(tǒng)式》;鮮卑化的北齊王朝更是制定過享譽后世的《北齊律》。遼國的《咸雍重修條制》、金國的《泰和律義》分別是契丹和女真政權的典型立法成就。這些歷史表明，鮮卑、黨項、契丹、女真等民族為中華法系的發(fā)展作出過巨大的歷史貢獻。同樣，唐朝的“律令格式”法律體系也對后世遼夏金等政權影響至深。
在這些少數民族的法制中，西夏法制占據獨特地位，以《天盛律令》為代表的西夏法典也是中華法系的經典之作。中國法制史不能沒有西夏法制史，中國文明史也不能沒有黨項人所創(chuàng)造的西夏文明。西夏法制充分展示了黨項文明和中原文明的高度融合，開創(chuàng)了朝氣蓬勃的西夏文明，豐富了中華法系的具體表現形式，展示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融合發(fā)展的鮮明特征。
西夏文明有其獨特的歷史，由于蒙元滅夏后獨不修西夏史，西夏又地處西北，該地區(qū)文明在政權被滅后與中原文明少有交流，以致西夏文明在后世湮滅無聞，被淹沒在大漠之中。直到近代，學者才相繼揭開了神秘的西夏歷史的面紗。特別是1908年沙俄探險者科茲洛夫打開了黑水城這座巨大的西夏文化寶庫，大量的西夏珍貴典籍被送至俄國圣彼得堡的東方研究所。隨著大量學者對黑水城文獻進行研究和整理，西夏時期的律法才開始展示在世人面前，《天盛律令》《貞觀玉鏡統(tǒng)》等西夏法律相繼面世，彌補了中國法制史的重大歷史空白。
西夏法制是以黨項族為主體構成的多元法制。西夏以寧夏平原為統(tǒng)治核心，建成著名的興慶府，融合黨項族、漢族、吐蕃、回鶻等各民族共居的多民族城市，以此為基地向河套平原、河西走廊、青海高原拓展國土，構成了多民族共同生活和居住的西夏國。在西夏境內，黨項族位居主體，在政治、軍事上占據優(yōu)勢;漢族人數較多，在經濟、文化活動方面占有優(yōu)勢;吐蕃、回鶻較弱，但在宗教、牧業(yè)上特色鮮明。多民族共同融合的西夏王朝采取類似于唐朝的力主包容的民族政策。這一點與蒙元政權的人分四等有著顯著的差異，充分體現了西夏王朝的包容性。西夏法典規(guī)定，與沿邊異國西番、回鶻、韃靼、女真要“相和倚持”。西夏時期與境外各民族的交流，使西夏經濟、文化呈現出各民族互相學習、互相吸收、互相融匯、共同發(fā)展的局面，使主體民族黨項族在生產、生活上逐漸出現了漢化傾向。
黨項人是極其善于學習的民族，除了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西夏文的創(chuàng)建，也迅速地向中原王朝學習并創(chuàng)建了自己的法律體系。李元昊開創(chuàng)西夏王朝后，改元“天授禮法延祚”，高度重視法律制度建設，他“案上置法律”“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以此開創(chuàng)王朝基業(yè)。在西夏第五位皇帝李仁孝統(tǒng)治時期，西夏王朝進入鼎盛，制定了著名的《天盛律令》。猶如高洋制定的《北齊律》，《天盛律令》的制定匯聚了當時西夏最為重要的大臣和律學專家。李仁孝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因“追緬先祖之豐功;弘揚丕模之遺德，謹尊古訓，欲改大法，為民取則，為世除惡”而開啟《天盛律令》的制定工作，任命西夏北王兼中書令嵬名地暴啟動立法，匯聚10多名“中書”“樞密”等機構的王公大臣和“漢太學院博士”“漢文博士”“蕃太學院教授”的博學鴻儒組成律令編纂班子?；实塾H自主導、王公大臣和律學大家匯聚的編纂團隊按照“參照諸新舊律典，勘訂種種不明、不妥、不適之處”的指導方針，在1150年完成了著名的《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即《天盛律令》。
以《天盛律令》為代表的西夏法典吸納了《唐律》《宋刑統(tǒng)》立法精髓并有所創(chuàng)新。在立法體例上，《天盛律令》在唐宋律的基礎上有重大突破。宋承唐制，但宋朝“以敕破律”的情況非常突出，導致敕條與法律、敕條與敕條之間章法混亂?！短焓⒙闪睢穭t在形式上使用統(tǒng)一格式的律令條目，沒有條外的令、格、式、敕，并開創(chuàng)了分層次書寫的條款形式;把皇帝的旨意和各種法律條文都統(tǒng)一到律令當中，保持法律條文的完備嚴謹，減少斷案的任意性，超越了宋朝“以敕破律”的立法水準，在體例上對唐宋律有了重大創(chuàng)新。此外，在內容上，《天盛律令》內涵極其豐富，涉及刑事法、廄牧法、軍事法、婚姻法、宗教法、民族習慣法、民間契約、訴訟審判制度、親屬法律制度，全面貫徹了儒家“明德慎罰”的治國思想和維護“君權、父權、夫權”的宗法倫理思想;有別于中原王朝過分突出“男尊女卑”的情況，黨項人的女性地位相對較高，這在國家政治中體現得十分突出，多位太后、皇后主導過西夏政治。同時普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也具備較高的法律地位，特別是在婚姻和財產處分自主權上遠在固守“綱常倫理”的宋朝之上，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女性自我主導和權利實現，非常難能可貴。此外，西夏在遼宋金等大國夾縫中生存，“以武立國、全民皆兵”的軍事法制完備，黨項人尚武精神得到充分體現，著名的西夏軍事法典《貞觀玉鏡統(tǒng)》就充分展示了西夏軍事立法上的卓越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