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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人們對明清史關注度的不斷上升，明朝開放清朝封閉保守的論調開始扶搖直上，給人們形成了一種錯誤的印象，那就是明朝對外開放，清朝封閉保守。但事實上，明朝的封閉程度不下于清朝，只不過是因為禁令難以維持而不得不放開罷了。

　　同樣閉關鎖國的明王朝

　　由于清朝離我們的時代更近，了解的人也更多，很多人只知道清朝在鴉片戰(zhàn)爭前實行海禁政策，卻不知道這不過是沿襲明朝原有的政策罷了。洪武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宣布“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洪武十七年又下令“禁民入海捕魚”，到了洪武二十三年又對私自出海做了更加嚴格的規(guī)定，幾乎斷絕了私人所有的海外交通。在《大明律》里，明王朝把海禁以法律形式頒布全國，在“兵律”中專門有一條“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禁止與境外進行人口、貨物、軍器的所有買賣。

　　遠洋航行需要兩個桅桿以上的大船

　　與海禁政策隨之而來的是對制造船只的嚴格限制，《大明律例》嚴禁民間制造二桅以上的船只，要想遠洋航行，沒有兩桅以上的大船是難以做到的。與此同時，為了限制沿海居民勾結倭寇，還在浙江、廣東、福建等沿海省份實施遷界，把沿海地區(qū)的民眾遷入大陸，以防內外勾結。明廷為了貫徹海禁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至于外國使節(jié)的朝貢，明太祖也對此做了嚴格的限制，命令禮部制作勘合號簿發(fā)給周邊諸國，凡是外國來朝貢的，必須持有明朝頒發(fā)的勘合和本國的表文，到布政司交驗表文，比對勘合無誤，才能放行。

　　此后，朱元璋實施的海禁政策就以“祖訓”的形式成為明王朝的既定國策，長期延續(xù)了下來。從永樂時期到正德時期，海禁政策時緊時松，到了嘉靖時期卻又因為嘉靖二年的寧波倭人爭貢事件而空前嚴厲了起來，加大了查禁雙桅帆船力度，“其鄰舍不舉者連坐”，對私自互市的沿海民眾實行連坐法，“凡夷人貢船到岸，未曾報官船驗，先行接買番貨者，具發(fā)邊衛(wèi)充軍……”，對私人海上貿(mào)易從重懲處，也就是說私造大船出海貿(mào)易、租用私造船只出海、招引海外國家的商船進行貿(mào)易，與外國使臣交接貿(mào)易，出使攜帶私貨均是犯禁，明廷幾乎取締了所有民間貿(mào)易的可能性。

　　不得已的開放

　　至于嘉靖皇帝死后的隆慶開海，其實只不過是海禁難以為繼的緣故罷了。居住在海邊的人們千百年來以海為生，如今因為明王朝的一紙禁令斷了生計，這是逼人為匪為盜，明朝官員們也承認，嘉靖年間的倭寇頻繁來襲，其實里面真正的日本人只有兩到三成，其余大多是無處謀生的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的亡命徒罷了，海禁政策斷了他們的活路，這些亡命之徒不得不選擇鋌而走險與倭寇合流，進犯明朝內地。“一旦戒嚴不得下水，斷其生路，若輩悉健有力，勢不肯束手困窮，于是所在連結為亂，潰裂以出”。

　　同時，隨著歐洲殖民者的到來，對中國傳統(tǒng)的手工業(yè)產(chǎn)生了愈加迫切的需要，而中國國內的白銀卻十分緊缺，聚集在海上的亡命徒組成了海商集團，他們抓住了雙向需要的良機，一邊擴大出口，一邊賺取更多的白銀，在海外貿(mào)易中收獲頗豐。利之所在，違背人性和客觀經(jīng)濟規(guī)律的政策自然更加難以為繼，“…利孔所在，民以死力赴之，而卒不可禁。欲嚴卒伍以限居民之出入，則小民相容為兼利，吏不得問也。問之，則匕首副其胸也”。在這樣的背景下，犯禁的人群越來越龐大，明王朝已剿不勝剿，誅不勝誅“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

　　其實倭寇大多為明人

　　“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越來越多的明王朝有識之士意識到了海禁政策的局限性，嘉靖年間倭寇和海商的聲勢浩大不得不讓明廷考慮放松部分管控，更何況開放海禁對明王朝的增加收入也是有利的。因此，明穆宗即位后，很快便實現(xiàn)了“隆慶開海”，使200年來遭到禁止的海外私人貿(mào)易終于能夠以合法的身份實現(xiàn)。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就在明朝海疆不寧的同時，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歐洲的傳教士和探險者們開始一批又一批地來到亞洲，進行殖民征服、傳教、經(jīng)商等活動，明王朝與歐洲人的接觸從16世紀初開始不斷深入和發(fā)展。

　　第烏海戰(zhàn)標志著葡萄牙的勢力開始深入亞洲

　　16世紀中期，經(jīng)過與葡萄牙人的數(shù)次交鋒，明王朝允許葡萄牙人在澳門這塊地盤上扎根，但要接受明廷廣東地方官員的管轄。此后，從里斯本出發(fā)的歐洲傳教士們橫跨千山萬水不遠萬里來到中國，試圖通過傳播“主的福音”打開中國這扇封閉已久的大門。

　　在葡萄牙、西班牙的亞洲、美洲殖民地，一般都會強制要求當?shù)鼐用駨娭聘男呕浇?，否則人頭落地，但在幅員遼闊又體量龐大的中國，這樣傳播基督教無異于自取滅亡。由于明朝尊崇孔孟之道，敬天法祖，先期到達的傳教士們費勁力氣也沒能從儒學昌盛的中國打開突破口。面對這樣的情況，耶穌會里以利瑪竇為代表的一批傳教士決定深入了解中國的風土人情，學習中國的語言和文化，另辟蹊徑敲開中國的大門。

　　中歐交流的先行者—利瑪竇

　　為了獲得明朝士紳的支持，傳教士們拿來了各種各樣的稀奇玩意吸引他們的注意力，它們有制作精巧的鐘表，煥發(fā)出五顏六色光澤的三棱鏡以及玻璃等等明朝官紳從沒見過的新奇玩意，但新鮮歸新鮮，要想放開傳教的口子，一律免談。

　　這本是個增進相互之間認知的好機會，但兩邊的態(tài)度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明朝官紳對送上門來的機會根本不以為然，甚至禁止傳教士學習中文，研究中國文獻。反倒是熱衷于傳教的耶穌會士急于了解中國的一切，如饑似渴地閱讀中文文獻，加深對明朝的認識和了解。頻頻地碰壁讓利瑪竇深深地覺得明朝真是一個狂妄自大、頑固至極的國家，“中國人是那樣地固執(zhí)己見，以致他們不能相信會有那么一天他們要向外國人學習他們本國書本上所未曾記載的任何東西”。

　　不過利瑪竇沒有灰心，他們換上了儒服，堅持走上層路線，終于從明朝上層打開了一個口子，于1601年被明廷接受，獲準在北京居住和布道，還努力發(fā)展了徐光啟、李之藻、孫元化等高官成為基督徒。

　　之所以利瑪竇能比他的前輩表現(xiàn)地如此出色在于他把握住了兩個關鍵，一個是傳教士必須做一些對明王朝有益的事情，只有實實在在的好處才能得到明朝士大夫們的認可，二是盡可能地不觸及尊孔及敬祖的禮儀，以免刺激“天朝上國”人士的神經(jīng)。

　　好在這些傳教士學富五車，精通許多科學知識和技術才能，才能在明廷上下面前表現(xiàn)出一副有用的樣子，否則分分鐘被掃地出門。1611年欽天監(jiān)預測日食失誤，而傳教士們則準確進行了預測，正好給了他們表現(xiàn)的機會，明廷下令由傳教士們負責修改歷法，從此修歷成為傳教士的重要陣地。其次是數(shù)學和醫(yī)學，利瑪竇將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前6卷譯成中文，使完整的幾何學第一次得以傳入中國。

　　除此之外，耶穌會士最重要的貢獻莫過于當時的國之重器-火炮了。1619年薩爾滸之戰(zhàn)爆發(fā)，明朝一敗涂地，滿人勢如破竹連克遼東70余城，迫使明軍轉入守勢。為了扭轉遼東的危局，時任明廷詹事府少詹事的徐光啟派人從澳門購買了4門紅夷炮以御外侮。

　　徐光啟購買的紅衣炮

　　崇禎二年，后金軍逼近北京，徐光啟和耶穌會士上下撮合，在澳門招募葡兵助戰(zhàn)，這批葡兵帶著大鐵炮7門、3門大銅炮、鷹嘴銃30門于崇禎三年正月到達京師。但明廷上下普遍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且“窺我虛實，熟我情形，笑我天朝之無人也”。洋器可以用，洋人則萬萬用不得成為明廷上下的基調。

　　除了購買，明廷也積極仿造紅夷炮，并在耶穌會士的幫助下，終于獲得了制造和使用紅夷炮的技術，還依靠他們訓練出了一只能夠熟練使用火器的部隊，只可惜這只火器精銳在登州之亂后被孔有德裹挾而去，孫元化自身也為叛軍所害，20余門紅夷炮盡歸滿人所有。傳教士們的一番心血，都被明軍這幫運輸大隊長糟蹋了個干凈。

　　學歸學，用歸用，明朝只想拿來的是歐洲人的技術和知識，別的一概不要，亦不愿花費更多時間了解他們的風土民情，可以說這種狂妄自大的心態(tài)并非清朝所獨有。

　　比較來看，清朝所受到的是明朝不能比擬的沖擊，和明朝遇到的只是規(guī)模較小的遠征隊不同，清朝遇到的是歐洲殖民者的正規(guī)軍。面對經(jīng)過拿破侖戰(zhàn)爭錘煉的英軍，武備廢弛的清軍一敗涂地，隨著中英《南京條約》的簽訂，標志著清朝從此開始被迫打開國門，迎接一波又一波的沖擊。

　　然而僅僅一次打擊根本不足以動搖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國觀念，在鴉片戰(zhàn)爭后的14年里清朝對外國的情況仍然是一團漿糊，面對洋人的侵犯，要么反應過激給人以侵略口實，要不則卑躬屈膝，完全跪倒在洋人的淫威之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爆發(fā)就是清廷過度反應的結果?；实弁雒?，國都幾近淪喪的危險才終于打醒了清廷，迫使他們開展洋務運動以圖自強，從這個角度來看，不是迫于巨大的外部壓力，明清這樣的老大帝國仍然會依照原來的慣性繼續(xù)航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