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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認為唐代城市的“街肆惡少”與漢代的游俠具有淵源關系，其實社會屬性和時代屬性有很大差別?；钴S于城市社會中的一些品質惡劣的年輕人，文獻中多有記載。這些人的成分很復雜。根據(jù)相關資料記載，他們的社會構成主要有以下幾類：(1)權貴豪戚子弟;(2)破落世家子弟;(3)城市貧民子弟;(4)外來人員和流動人員;(5)長期盤踞和滯留京城的低級胥吏的辭退人員;(6)各種名目的軍隊軍士及隸屬人員。很多情況下，不同類別多有交集，即某一個人可能會兼有多重身份。例如第2類、第5類、第6類都有可能集中在同一人身上。

　　權貴豪戚子弟

　　權門豪戚子弟一向是城市社會個性張揚的群體，權貴子弟恃貴而驕，馳騁張揚，隋代已經(jīng)有突出實例。如隋代的左翊衛(wèi)大將軍宇文述之子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由于化及弟士及尚南陽公主，兩人更為囂張。

　　玄宗朝的記載也不少。如李白詩中所述：“風流少年時，京洛事游遨;腰間延陵劍，玉帶明珠袍。我昔斗雞徒，連延五陵豪。邀遮相組織，呵嚇來煎熬。君開萬叢人，鞍馬皆辟易。告急清憲臺，脫余北門厄。”斗雞酗酒、結伴滋事、炫耀財富等，是玄宗朝以后這些紈绔子弟及其追隨者的風格。到唐后期，情況有所不同，活躍在京城的街肆惡少已經(jīng)屬于不同的社會階層了。

　　權貴豪戚子弟在京城的囂張和招搖，從隋到唐后期有變化，隋代的宇文氏子弟，有恃無恐，所作所為也不影響他們的升遷和發(fā)達。玄宗朝及其此后，更多的是“五陵少年”，社會風氣的蛻變，使得這些少年追逐時尚，斗雞、炫富、尋仇等，往往結伴滋事。但不少人因祖父余蔭，有衛(wèi)官身份，盼望著建功立業(yè)。一些詩人出于各種考慮對他們給予了欣賞性的描述。德宗以后，京城民間社會各種勢力活躍起來，從隋初的權貴高門到玄宗朝的五陵少年，又有變化，市井子弟開始占據(jù)京城民間社會的舞臺。

　　沒落世家子弟

　　一些破落或沒落的世家子弟，盤踞京城，往往糾集一些層次較低的社會惡少，滋事于京城。上述的“五陵少年”，也與破落世家子弟有關。很多破落子弟，很可能追隨“五陵少年”，形成聲勢。

　　如隋朝的沈光，其家累世有官，后因政治原因而淪落，他本人早年混跡市井，成為惡少所朋附的惡勢力，后追隨隋煬帝屢建功勛。后為隋煬帝身邊的大將，為保護隋煬帝，粉碎宇文化及的謀反而死。

　　這類破落世家子弟，在京城炫耀和張揚的方式似乎比權貴子弟層次低了些，他們的最高理想是靠立軍功升遷。

　　城市貧民階層

　　如果說唐前期的京城惡少大多是攀附于權貴豪戚甚至沒落世家子弟，那么到了唐后期，活躍于京師的“惡少”則已有了變化。占據(jù)城市舞臺中心的惡少已經(jīng)從權貴豪戚子弟轉為一般城市貧民和市民子弟了，他們的炫耀和展示自身的方式更加“城市化”和“低俗化”了。崔沔所作《應封神岳舉賢良方正第二道》中有問答，“問：屠釣關拆之流，雞鳴犬吠之伍，集于都邑，蓋八萬計。”形容市井之徒云集京城之盛。但八萬的數(shù)字如何得出，不詳。

　　這些坊市惡少，刺青紋身成為時尚和標識，不僅囂張于街肆，并且敢與官府叫板，挑戰(zhàn)權威?！队详栯s俎》卷8《鯨》載：“上都街肆惡少，率髠而膚札，備眾物形狀。恃諸軍，張拳強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胛擊人者。”

　　還可舉出如大寧坊力者張干，“札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力者張干，從稱謂和名字看，都是靠力氣吃飯、社會階層比較低的人。

　　長期盤踞和滯留京城的低級胥吏和雜任中的辭退人員

　　京城長安云集著中央官署和京兆府各級各類官署，任職人員包括低級官吏和胥吏及雜職人員?！顿Y治通鑒》云：“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唐律疏議》云：“流外官者，謂諸司令史以下，有流外告身者。雜任，謂在官供事，無流外品。”上述諸書記載的低級任職人員，可以說除州縣地方職任，大多集中在京城各官署，可以分為流外官、雜任雜職、色役三個層次或類別。

　　李錦繡《關于唐后期官與吏界限的幾點思考》一文，同意日本學者礪波護的唐后期胥吏人數(shù)增加的觀點，并指出，僅財政領域的胥吏增加了近13倍。根據(jù)李錦繡文，我們可以得知，一是唐后期胥吏數(shù)量的成倍甚至成十倍的增加，尤其是關鍵部門，雖然傳統(tǒng)的舊有的胥吏職位很多已經(jīng)被后起的吏職甚至是官職所取代，但大量的色役和雜使等充斥著各個部門是不爭的事實。

　　嚴耕望對這些人口數(shù)量的估測是：“長安城全部中央官署之官員胥吏，加京兆府、長安、萬年兩縣之官員胥吏之人數(shù)，必當在五萬以上。”長安各級各類官署官與吏的比例，或低品加胥吏與中品以上的比例，至少不應低于4：1，那么，長安的胥吏應不少于4萬，若加上不在編制內的雜任、雜職掌，人數(shù)會更多。

　　這些群體雖然正史記載中著墨不多，但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如五坊小兒、各宦官機構小使、宮市中的“白望”、公主府中的混混等。唐后期還是可以搜集到很多具體而生動的記載。

　　外來流動人口

　　關于唐代長安城的人口數(shù)量，很多學者做過估算。嚴耕望先生的《唐代長安人口數(shù)量估測》，對外來流動人口僅僅給予了約五萬左右的估測，遠遠少于實際的數(shù)量。其中，從農村和外地涌進都城的外來流動人口沒有計算充分，是主要原因之一。嚴先生將流動人口分為季節(jié)性流動與非季節(jié)性流動。非季節(jié)性流動人口包括四方商人、地方州府吏員進京公干、外國公私人等、留學生、僧徒、每月2900余在京當值的諸使司丁匠幕士，還有將作監(jiān)、少府監(jiān)隸屬工匠共34850人，根據(jù)需要分番上京當值，具體數(shù)字不詳。季節(jié)性流動人口，包括參加吏部銓選的選人，參加禮部科舉的舉子、州府朝集使等?！?/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