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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槎勝覽》的作者費信曾隨鄭和四下西洋，在鄭和使團中擔任通事教諭。到過占城國、童龍國、靈山、昆侖山、交欄山、暹羅國等22個國家和地區(qū)。他每到一地，抓緊公務之余“伏幾濡毫，敘綴篇章，標其山川夷類物候風習，諸光怪奇詭事，以儲采納，題曰《星槎勝覽》。”于明正統(tǒng)元年定稿?！缎情秳儆[》原本，“文學蕪俚”，“詞多鄙蕪”。后經(jīng)昆山周復俊“稍加刪析，錄一凈本，六梅齋中。”被陸深父子收入《古今說?！?，以后輾轉(zhuǎn)采錄，又見于《歷代小史》《紀錄匯編》《百名家書》等，流傳甚廣。

　　百年來，在中西交通史、中外關系史研究中，形成了諸多專門研究領域，諸如“陸上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 (也稱“西南絲綢之路”) 等。實際上，絲綢之路早已超出了字面含義，成為后世對中國與西方所有來往通道的統(tǒng)稱。不是一兩條交通道路，而是四通八達、輻射廣遠的中國與世界各國之間的交通網(wǎng)絡;不僅是絲綢西傳，西物東來，而且沉淀了東西方文明相互交往幾千年的歷史軌跡;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而且已擴展為一種歷史文化的象征符號，構(gòu)建的是一個多元共生互動的中外文明開放系統(tǒng)，凸顯了古代諸文明之交流對人類的巨大貢獻。明代鄭和七下印度洋，貫通了陸海絲綢之路，就是一個典型范例。

　　鄭和七下印度洋對于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文化共生具有重大意涵

　　15世紀初鄭和七下西洋，中國人以史無前例的規(guī)模走向海洋，在親歷下西洋的馬歡筆下，當時明朝人所認識的西洋具體指“那沒黎洋”，即今天的印度洋。鄭和七下印度洋，打造了古代陸海絲綢之路全面貫通的新局面，聯(lián)通了亞非歐，為區(qū)域史走向全球化做出了重要鋪墊，對于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文化共生具有重大意涵。

　　明朝永樂三年 (1405) 至宣德八年 (1433) 的28年間，鄭和七下西洋，訪問了當時印度洋周邊3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對促進當時中國與印度洋周邊各國的經(jīng)濟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600多年來，中國與印度洋各國關系的佳話，流傳不衰。

　　跟隨鄭和親歷下西洋的馬歡，在《瀛涯勝覽》中記述的是他親自抵達的諸國的宗教信仰情況。他身為通事，了解是比較全面的。

　　鄭和《布施錫蘭山佛寺碑》呈現(xiàn)的文化共生特性

　　通過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印度洋周邊族群密切交往與遷徙移居，這一地區(qū)諸國呈現(xiàn)了多元文明的交匯和融合現(xiàn)象。鄭和下西洋所到之處的人文環(huán)境，主要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伊斯蘭文明，另一類是印度文明;鄭和七下印度洋，中華文明與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在海上絲綢之路上開始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規(guī)模對話和交流。最好的歷史見證，就是鄭和在錫蘭國 (今斯里蘭卡) 所立迄今傳世的有漢文、波斯文和泰米爾文三種文字的石碑，它反映了對多元文化的價值認同，使文化共生精神躍然其上。立碑時為永樂七年 (1409) ，是鄭和第二次下西洋期間。最早記述鄭和《布施錫蘭山佛寺碑》的是曾隨鄭和兩次下西洋的費信，費信在所著《星槎勝覽》前集《錫蘭山國》中，記述他于永樂八年 (1410) 到錫蘭山時見到此碑，記曰：“永樂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監(jiān)鄭和等赍捧詔敕、金銀供器、彩妝、織金寶幡，布施于寺，及建石碑。”碑文印證了文化的多元共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特性之一。

　　宗教文化是印度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宗教的影響上至國家政治生活，下至人們的意識形態(tài)、行為規(guī)范、日常生活，在其中都印下了深深的烙印?！恫际╁a蘭山佛寺碑》存放在科倫坡的國家博物館中。此碑是鄭和代表明朝永樂皇帝對佛教、印度教、伊斯蘭教三大航海保護神的尊崇和奉獻。從航海文明背景來看，共同的航海保護神，是在同一海洋背景和文化氛圍之中產(chǎn)生的文化共生現(xiàn)象。文化共生是古老的海上絲綢之路精神的產(chǎn)物。

　　此碑的三種碑文，所體現(xiàn)的內(nèi)容大同小異，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共生實態(tài);隨此碑展現(xiàn)的，是明朝君臣對印度洋上所有神明恭敬有加的多元并蓄文化觀。永樂皇帝與鄭和的布施寺院與立碑，是真心誠意認同印度洋上這三位神明作為航海保護神，誠摯地敬奉，表明了明朝中國對印度洋文明的開放與包容心態(tài)，具有認同印度洋多元文明的廣闊胸襟，并不是唯我獨尊，只以中華文明為尊，而是一種平等開放的文化思想。與此同時，也表達了明朝皇帝與使臣對信奉這些宗教神明的各民族的尊重和友好，絕不是今人揣測的所謂“外交智慧”。

　　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文明相互兼容并蓄，摒除沖突，形成了新的文化共生合力

　　通過碑文，我們可以了解到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態(tài)勢。錫蘭處于中國至印度、阿拉伯，乃至印度洋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jīng)之地，在這里匯聚了佛教和伊斯蘭教，還有印度教。可以看到印度洋上各種文明的融合與共生，形成了海上絲綢之路特點鮮明的多元文化共生格局。

　　鄭和七下印度洋，拓展了中外文明對話與發(fā)展的新空間，體現(xiàn)了海上絲綢之路上文化共生的特性，也充分表現(xiàn)出明朝對外關系的特質(zhì)是包容和開放的;由此我們也可以了解到，15世紀在印度洋上，海上絲綢之路被極大地擴展，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各種文明在印度洋相互交融、相互激蕩，海上絲綢之路上各種文明的相遇、共生為各種文化相互吸收營養(yǎng)成分和信息交換提供了前提，也為航海發(fā)展提供了契機，文化共生的價值取向體現(xiàn)了各種文化的和諧發(fā)展，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文明相互兼容并蓄，摒除沖突，形成了新的文化共生合力。

　　特別重要的是，印度、中國、伊斯蘭文化圈交錯重疊。文化共生——印度洋共同的航海保護神為中國航海船隊護航，中華文明融入了海上絲綢之路多元文化共生格局之中，鄭和下西洋，推動印度洋文明進入到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形成了中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共同影響作用的多元復合文化，形成了一個命運共同體。更重要的是，中國航海文明吸收多元海洋文明的合理元素，經(jīng)過交流、吸納和融合、會通，成為自身航海文明的一部分。鄭和《布施錫蘭山佛寺碑》就是最好的證明之一。

　　總之，15世紀初印度洋海上絲綢之路上，呈現(xiàn)出多元、包容、和諧的文化氛圍，具有鮮明的文化共生特性，這是西方東來之前印度洋海上絲綢之路發(fā)展的真實圖景。

　　在全球化的今天，全球文明交流的廣度、強度和速度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重溫15世紀初中國與錫蘭以及印度洋周邊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特別是文化共生的歷史，對于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具有啟示與借鑒意義。在中國“一帶一路”的倡議下，印度洋多元文化共生格局的演進將有新的發(fā)展態(tài)勢，在廣度與深度上也都將進一步得到增強?！?/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