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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閱讀

　　隨著城鎮(zhèn)化進程不斷發(fā)展和深入，社會生活水平和人們精神要求的提高，對城市管理的現代化要求和期望也越來越高?？梢哉f，城市公共空間治理好壞直接決定著一個城市的品質和品牌。解決圍繞城市公共空間的有關問題，唯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處理好城市公共空間之間的各種辯證關系，才能真正地實現精細化治理。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城市管理應該像繡花一樣精細”的重要指示，是推進新形勢下城市精細化管理工作的科學指南和根本遵循。黨的十九大報告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確立為新時代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為此，實施城市精細化管理，提升城市管理效能，是城市實現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必然選擇，也是市民享受優(yōu)質公共服務的重要途徑，更是一個亟須努力探索的重要課題。

　　處理好公與私、集體與個體的辯證關系。城市公共空間是一項集體資產或資源，是城市公共空間治理中的重頭戲。公共空間治理的核心任務之一就是守護好公與私、集體與個體利益之間的邊界。在城市生活中，對于公共空間邊界的入侵可能是個體、資本，也可能是宗教迷信或犯罪集團。譬如：流動攤販占道經營;共享單車占用盲道、公交車道以及消防應急通道;犯罪集團控制城市特定角落或公園;等等。這些都是當前城市公共空間治理的重要內容。相對于這種間斷性的、臨時性的邊界侵入來講，更容易為人所忽視的是“公共空間私有化”現象。在各地城市中，湖岸線、河岸線等優(yōu)質公共空間為會所、別墅區(qū)或私營廠房所圈占的現象并不鮮見。這種人為的空間阻斷、空間碎片化直接影響市民和游客的空間體驗和評價。因此，對于城市治理者而言，仍需要處理好公與私、集體與個體的辯證關系。

　　處理好權力、資本以及生活之間的關系。為了維護城市秩序，公共空間布局、設計以及設施配置等必然受到權力邏輯的影響。權力邏輯是站在城市管理者角度而言，它以強制力作為基調，追求標準化、簡潔性以及可視化等。譬如安裝視頻監(jiān)控、提高公園的可視化程度以及限定免費公園的開放時間，等等。然而，在商圈附屬公共空間或者沿街商鋪相對集中區(qū)域，公共空間治理又必然受到以市場競爭和追求利潤最大化為核心的資本邏輯的塑造和制約。總體上講，對于城市公共空間治理而言，權力邏輯和資本邏輯具有其內在的合理性。然而，權力邏輯的強制性和資本邏輯的擴張性必然對城市公共空間的活力、公共性以及生活氣息提出挑戰(zhàn)。譬如，前幾年某些城市采用“梅花樁”整治城市流浪、無序設攤的做法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因此，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要求城市治理者將權力邏輯、資本邏輯以及生活邏輯在城市公共空間治理中辯證統(tǒng)一起來，并且越來越多地從市民需求、可達性、獲得感、空間體驗以及空間參與程度等角度出發(fā)開展治理行動和創(chuàng)新。譬如：推行街區(qū)制;構建“15分鐘生活圈”;合理布局公園或者廣場通道、座椅、飲水處以及公共衛(wèi)生間等設施;開辟人與自然親密接觸的“原始”空間;培育或組織市民集體生活;等等?？偠灾瑢τ诔鞘兄卫碚叨?，處理權力、資本與生活三者的關系還需要探索出具有中國特色的以市民或使用者為中心的公共空間治理模式，賦予城市公共空間更為充分的活力和生活氣息。

　　處理好剛性治理和柔性化治理之間的關系。在市場經濟建設初期，剛性治理是城市公共空間治理的常態(tài)。譬如對流動攤販進行運動式整治、收容遣送、罰沒財物甚至出現暴力執(zhí)法。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和制度的變遷，尤其是隨著收容遣送制度退出歷史舞臺，這種粗暴的剛性治理現象有所收斂。然而，剛性治理并沒有完全消失。譬如一刀切地推行“統(tǒng)一沿街店鋪招牌”的做法就是一個負現典型。在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柔性化治理”的理念。報告強調：“新型城鎮(zhèn)化要處處體現以人為核心，提高柔性化治理、精細化服務水平，讓城市更加宜居，更具包容和人文關懷。”實際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和方略，就是要在城市公共空間治理中采用更具溫度、包容性、回應性以及人文關懷的柔性化治理方案，而不是命令式的、粗暴的、一刀切的以及運動式的剛性整治方案。“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城市治理要常傾聽、多協(xié)商，要善于運用群眾工作的思維和方法開展工作，化解城市公共空間治理中的頑疾。此外，柔性化治理對于開放式公共空間的設計也有啟發(fā)，即邊界柔性化。實際上，這種邊界柔性化處理也具有“留白”的效果，以為后續(xù)城市公共空間升級預留空間和彈性。

　　處理好有形之治和無形之治之間的關系。形象來講，傳統(tǒng)政府管理手段乃是“胡蘿卜+大棒”這套組合拳。其中，“大棒”代表的是政府的強制力以及由此派生的各種管理手段;而“胡蘿卜”則代表的是誘導措施，包括獎懲、征稅、減免稅費以及提高價格，等等。在城市公共空間治理中，亦是如此。假如說，以“胡蘿卜+大棒”式的管理是可見性較強的有形之治的話，那么，試圖通過“以微小的改變來撬動大的變革”或通過靜悄悄地選擇框架設計改造來引導行為轉變的做法則可謂是無形之治。譬如，在玻璃門上貼上防撞條、在臺階上貼上警示語、在高速路上提示減速或者彎道信息，以及火車站門口的圍欄引導系統(tǒng)都屬于基于設計的行為引導。這些微小的舉措能在無形中極大地提高城市精細化治理的水平。實際上，設計改造還能發(fā)揮重要的秩序維護功能。譬如，通過提高環(huán)境的可見性來減少犯罪的機會，它使公共空間中的陌生人處于居民、路人或者周邊商戶等的監(jiān)視之下。這可以通過合理的開窗、保證足夠的照明以及良好的道路與建筑布局等來實現。更好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和方略，要盡可能減少使用有形的管理手段(譬如強制力)或策略(譬如見警率)，而更多地使用無形之治或設計的思維，從而提高市民和公共空間的使用者對于城市公共空間秩序維護的參與度和影響力。

　　處理好形式公正和實質公正的關系問題。“以人民為中心”應當堅持公正導向，要在公共空間的設計、建造和使用過程中辯證地遵循形式公正與實質公正原則，以此更好地體現以人為本。一方面，要堅持形式公正，為具有不同年齡、性別以及階層的市民進入并共享公共空間提供便利。尤其是為特殊群體融入公共空間提供無障礙通道和設施，要以對人民高度負責的務實態(tài)度，規(guī)劃、設計和建造城市盲道，避免出現“奇葩盲道”現象。另一方面，又要重視實質公正原則。當前我國城市公共場所高峰期間女性衛(wèi)生間門口排長隊現象比較普遍，造成這種短缺的根源在于設計建造的基礎是形式公正原則，即按照男女衛(wèi)生間使用面積相等來配建。顯然，這是不能滿足實際需要的。唯有靈活辯證處理好形式公正與實質公正原則之間的關系，才能真正地在城市公共空間治理中實現精細化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