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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是有機生命的源泉，而文化由人這一高級有機體創(chuàng)造，因此，水(尤其是人類飲用、農(nóng)作物灌溉需要的淡水)是文化生成的必備條件。能夠為人類生存及發(fā)明發(fā)展源源不絕地提供淡水的，主要是河流。

　　軸心時代形成的世界諸古文明，多已消弭在歷史長河之中，如尼羅河文明被羅馬化、阿拉伯化，美索不達米亞文明被波斯征服，印度河文明先后雅利安化、穆斯林化，唯有中華文明于起伏跌宕間傳承不輟，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國領域廣闊、地理形勢錯綜，存在平行互補且有自然屏障相間的兩個大河文化：雄渾的黃河文化、清奇的長江文化，所謂“北峻南孊，北肅南舒，北強南秀，北僿南華”。當黃河流域因墾殖過度、氣候轉(zhuǎn)向干冷、胡馬南征等緣故而導致文明漸趨衰落之際，長江流域后來居上，煥發(fā)其優(yōu)越的自然稟賦，成為糧食、衣被、財賦的主要供應區(qū)和人文勝地。又因黃河流域鄰近游牧區(qū)，長城被突破，就可能被游牧人群占據(jù)，而“長江天塹”便成為一道防衛(wèi)線，擁有巨大經(jīng)濟、文化潛力的長江流域為華夏文明提供退守、復興的基地(東晉、南宋為顯例)。經(jīng)由長江文化對黃河文化的承接與創(chuàng)造性發(fā)揮，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中華精義得以保持與光大。得兩條大河的滋養(yǎng)與回護，是中華文明于數(shù)千年間延綿伸展、從未中絕的原因之一。

　　中國廣土眾民，歷史悠久，其文化的時代性演進和地域性展開均呈現(xiàn)婀娜多姿狀貌，切忌作簡單化的描述與概括。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指出：

　　把中國文化看成一種亙古不變且廣被于全國的以儒學為核心的文化，而忽視了中國文化既有時代差異，又有其他地域差異，這對于深刻理解中國文化當然極為不利。

　　要獲得對中國文化完整而深刻的理解，須多做具體的分區(qū)考察，包括對大河流域文化作專題研究，以為綜合與抽象提供堅實的基礎。而中國文化史在這方面有著深厚的積淀。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對當時南北東西各地的物產(chǎn)和人文特色有傳神的描繪。東漢史家班固所撰《漢書·地理志》集上述之大成，對當時的中國作出“域分”，記錄各地風俗，繪制出文化地域特征的生動畫卷。以《漢書》為端緒，歷代正史皆設地理志，以各朝疆域為范圍，以政區(qū)建制為綱目，分條記述山川、物產(chǎn)、風俗，形成文化區(qū)研究傳統(tǒng)。

　　至于流域考察，戰(zhàn)國成篇的《管子·水地》已開其端，而自《史記·河渠書》始，諸正史及地方志多有記述河流及其整治的專篇，還出現(xiàn)北魏酈道元《水經(jīng)注》那樣的考析江河的專著，詳述以黃河、長江為重點的一千余條河流，及相關(guān)的郡縣、城市、物產(chǎn)、風俗、傳說、歷史等。這些篇什奠定了流域研究的堅實基礎。

　　黃河流域分為“甘青”“三秦”“三晉”“燕趙中原”“齊魯”等文化區(qū)，長江流域分為“青藏”“滇黔”“巴蜀”“荊楚”“皖贛”“吳越”等文化區(qū)。

　　作為文化的空間分類，文化區(qū)由自然、社會、人文三重因素所決定，三者在歷史進程中綜合地域文化特色。文化區(qū)并非靜態(tài)、凝固的存在，而是因時演變的。一般而言，構(gòu)成文化區(qū)的自然因素變化緩慢，社會、人文因素遷衍較快，正所謂“江山依舊，人面全非”。王夫之常用“天氣南移”“地氣南徙”表述文化重心的區(qū)間移動，而他所謂的“天氣”“地氣”，并非專指自然之氣，而是自然、社會、人文的綜合，更多地包蘊社會、人文因素。

　　自從具有理性的人類介入，造成文化世界，我們這個星球上的變化往往不再是單純的自然運動。即以各地土壤肥瘠的變遷而論，便深深打上人類活動印記。曾被《禹貢》(反映周秦之際狀況)列為下中、下下的長江流域，至近古已成上上之地，如宋人王應麟所說：“今之沃野，莫如吳越閩蜀。”至于各地風俗、學術(shù)的移動，更是古今起伏，時有更迭，“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shù)百年”。這是在作流域及文化區(qū)研究時應予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