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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漢開國皇帝劉秀在王莽“新政”破產(chǎn)、社會動蕩、農(nóng)民起義風起云涌之際，順應“百姓思漢”的時代潮流，與家兄劉縯在舂陵起兵，逐鹿中原，終結(jié)新莽，夷滅群雄，重建漢朝，繼而“收拾舊山河”，整頓、改革前朝弊政，安定社會秩序，恢復和發(fā)展社會經(jīng)濟文化，使東漢呈現(xiàn)文化復興的局面。

　　“以柔道理天下”“泛愛容眾”，善于爭取人心，凝聚眾意

　　劉秀能夠芟夷群雄，成為逐鹿中原斗爭中笑到最后的勝利者，并在平定天下后及時完成政治的成功轉(zhuǎn)型，使得東漢王朝迅速崛起，原因當然很多，包括時代的際遇、民心的向背、方略的高明、措施的適宜，這些早已有人進行過總結(jié)，然而，筆者以為有一個因素更不能忽視，這就是劉秀的雅量與睿智，這既是他道德的境界、人格的魅力，更是他制勝的源泉、成功的秘訣。

　　凡是讀過《道德經(jīng)》的人，大概都還記得其中的“柔弱勝剛強”、以退為進的論述，這是許多人推崇備至的“君王南面之術(shù)”，劉秀對其精髓的理解和把握可謂入木三分。史稱其：“(生)性謹厚”，這樣的個性特征，決定了劉秀統(tǒng)治上的根本特點是“以柔道理天下”“泛愛容眾”，善于爭取人心，凝聚眾意。這就是他本人表白的：“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這一點即便是雄才大略如漢武帝、唐太宗之輩，也難以望其項背。

　　投資不能馬上顯現(xiàn)經(jīng)濟效益的文化教育事業(yè)，開設太學，搜集圖書，延聘博士課授生徒

　　正是因為劉秀有過人的雅量，所以他在待人接物上表現(xiàn)出難能可貴的寬容與仁慈。對士人的尊重厚遇就是這方面顯著的標志。自從孔老夫子提倡士人“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以來，中國的士人即以中華文化傳統(tǒng)的承荷者自負，喜歡以社會良知的體現(xiàn)者清議政治、指點江山、臧否人物，汲汲于治學問道的同時，實現(xiàn)自己的人生價值。但這在封建家天下的時代里，很容易招致統(tǒng)治者的猜忌和厭憎。若碰到稍為開明的統(tǒng)治者，是我行我素，不去理會士人的聒噪;一旦遇上昏庸、暴虐的獨夫民賊，則大事不妙，免不得蹲大獄、掉腦袋。漢末的黨錮之禍，南宋的“偽學”風波，明末的東林黨之禁，以及歷朝歷代的文字獄等，就是例子。由此可見，如何妥善處理與廣大士人的關(guān)系，籠絡和爭取他們?yōu)榧核?，使得他們能夠放下身段，半推半就挪移到前臺替自己幫閑，乃至幫忙，乃是考驗統(tǒng)治者有無雅量有無智慧的重要標志之一。

　　劉秀對士人的微妙心態(tài)與深層次意愿洞若觀火，體察入微。他不僅舍得花費大錢投資不能馬上顯現(xiàn)經(jīng)濟效益的文化教育事業(yè)，開設太學，搜集圖書，延聘博士課授生徒，自己也身體力行，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認真讀書學習。他十分重視知識分子，敬賢尊才，達到了“求之若不及，相望于巖中”的地步。南陽宛城人卓茂，是當時著名的儒生，精通《詩》《書》《歷法》等，待人寬厚，深受眾人敬仰。劉秀剛剛坐上皇帝的寶座，就把當時已七十有余的通儒碩學卓茂請到朝廷，親自接見，任為太傅，封褒德侯，賜予食邑二千戶。不久卓茂老死，劉秀素服車駕，為卓茂送葬。劉秀用這么高的禮遇規(guī)格優(yōu)待這樣一位老讀書人，目的很清楚，就是希望通過此向普天下民眾顯示自己對讀書人的重視態(tài)度，為百廢待興的建設事業(yè)奠定基礎。事實證明，劉秀的這個優(yōu)雅姿態(tài)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一大批讀書人，包括當時一些十分著名的宿學大儒，如宣秉、杜林、張湛、王良、范升、陳元、鄭興、衛(wèi)宏、劉昆等，感覺到劉秀真的愛賢若渴，尊儒真誠，遂認定劉秀是可以完全信賴的“中興之主”，紛紛歸附了劉秀，成為東漢文化復興的重要角色。

　　真正做到《圖天下策》所主張的“延攬英雄，務悅民心”

　　當然，并不是每一位讀書人都熱衷于出仕博取功名的，任何時代都有一些士人樂意隱逸山林以示自己的清高，這在東漢初年也不例外。劉秀很能理解他們的志趣，以驚人的雅量寬待這些士人。太學生出身的周黨，學問淵博，名高一時，劉秀稱帝后即慕名而辟征他出仕為官，可周黨就是死活不干。后來不得已，就穿著短布單衣，用樹皮包著頭去見朝廷大員，劉秀卻親自召見了他。按禮節(jié)，士人被尊貴者召見，必須自報姓名，否則便是不尊重對方。周黨見了劉秀，不通報姓名，只說自己的志趣就是不愿做官，劉秀也沒有強迫他。博士范升上書，說周黨在皇帝面前驕悍無禮，卻獲得了清高的名聲，應治“大不敬”罪。劉秀堅決不同意，特地下詔說：“從古以來，即使明王圣主出世，也會有不賓之士……人各有志，何必強求。”于是賞賜周黨絹帛四十匹，讓他帶著家小回老家隱居。

　　嚴光是劉秀的老同學，當年求學長安京師時，兩人朝夕過從，情同手足。劉秀登上九五之尊后，曾多次禮聘他出仕為官，擔任諫議大夫的要職，可是不管劉秀怎樣好吃好住款待他，他就是不愿意干，整個兒“流水下灘非有意，白云出岫本無心”瀟灑做派。劉秀無可奈何，只好放這位性情怪僻、行事怪異的老同學離開洛陽回富春江畔垂釣，瀟灑自在了卻余生。東漢初年，這種“義不與帝王為友”的讀書人還有牛牢、王霸、逄萌、井丹等多人，劉秀尊重他們的意愿，都不曾以帝王的權(quán)勢去跟他們?yōu)殡y。

　　正是由于劉秀具有寬廣的雅量，來者不拒，去者不究，所以爭取到更多的士人為他效勞，從這個意義上說，劉秀真正做到了其股肱鄧禹在《圖天下策》中所主張的“延攬英雄，務悅民心”。這不僅僅體現(xiàn)在他治國統(tǒng)軍上的杰出英明，也反映為他道德修養(yǎng)上的卓爾不群，從而成為后代統(tǒng)治者的一面鏡子?？上У氖牵瑲v史上的統(tǒng)治者絕大多數(shù)都不樂意照這面鏡子，這也正是中國數(shù)千年中“治世”少而“亂世”多，上演的悲劇眾而喜劇寡的原因之所在。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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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學：東漢儒學教化的集散地

　　東漢初期“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標志著東漢政權(quán)對強調(diào)“德治王政”的認同，更象征東漢對禮樂教化的重視。建武五年“初起太學”，立五經(jīng)十四博士制度，作為太學教化的師資力量。又置博士祭酒一人統(tǒng)領十四博士，使太學進而成為一個有校舍有組織領導的機構(gòu)，以此為基地加強儒家倫理道德教化。太學成為對東漢文化精英進行儒學教化的集散地。

　　此外，東漢還鼓勵民間私學發(fā)展。許多名儒開辦私人教育，如精通《歐陽尚書》的牟長在河內(nèi)辦學，“諸生講學者常有千余人，著錄前后萬人”。私學教化與官學教育相結(jié)合，使民眾接受儒家倫理道德教化，擴大了儒家倫理道德教化的影響。班固在《兩都賦》中有“四海之內(nèi)，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的頌美之詞，可見當時地方學校之興盛?！?/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