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民調73%受訪者認為“貿易戰(zhàn)”不明智
發(fā)稿時間：2018-07-19 13:49:0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王悠然
7月11日,美國企業(yè)研究所和布魯金斯學會聯合啟動“重新構思全球化”項目,并舉辦“重新思考全球化:如何重建支持”研討會。與會專家探討了近年來部分美國人反全球化情緒加深的緣由,以及政策制定者如何幫助民眾更好地理解全球化的影響、如何應對全球化造成的沖擊等問題。
國際體系與美國政治存在缺陷
美國企業(yè)研究所訪問研究員、“重新構思全球化”項目負責人妮娜·舍奈(Neena Shenai)談到,特朗普政府否定了美國長期持有的“開放市場對美國有益”觀點,反而認為貿易保護主義能讓美國更強大、打贏“貿易戰(zhàn)”更容易,這反映出美國人對全球化、開放自由市場的疑慮,無論其政治立場是保守派還是自由派。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次的美國人反全球化“浪潮”,發(fā)生在美國接近實現充分就業(yè)、經濟連續(xù)增長的時期。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這一現象的經濟和社會成因、美國脫離自由貿易體系的成本和收益等問題。
賴斯哈德利蓋茨國際戰(zhàn)略咨詢公司創(chuàng)始人之一、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表示,美國現在的全球化和貿易問題,在更大層面上是由于國際體系“出了故障”。原因主要有以下兩方面。一是全球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變化。地緣政治方面,隨著中國和俄羅斯國家實力的上升,中俄推行的不同于西方國家的經濟制度正在受到更廣泛的認可。地緣經濟方面,2008年金融危機引發(fā)了歐美多年的經濟衰退,但美國一直沒有對此進行反思和修正——美國從未重新審視布雷頓森林體系,關于增加發(fā)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投票權的討論開始得太晚,還曾愚蠢地抵制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都導致了美國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應對失敗,削弱了美國的公信力。
二是美國國內政治和經濟形勢的變化。美國保守主義再度崛起始于2009年的茶黨運動,隨著2016年特朗普當選總統達到高峰。在歐洲,對歐盟有效性和歐洲一體化的質疑一直存在,2016年英國公投退出歐盟將其推向高潮。就美國而言,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感到自己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受到外來移民的威脅、被政治領導人拋棄、遭到“精英階層”背叛,這些人為特朗普投票,希望選出一個現有制度的“破壞者”,而特朗普在諸多問題上也正是這樣做的。這反映出一個非包容性的經濟增長模式,許多美國人正被“落在后面”。2008年以來的經濟表現沒有真正達到美國人的預期,政治極化和政府機能障礙,導致這些問題無法被解決,美國民眾對民主和自由市場喪失信心。然而,美國“精英階層”未曾預見到這種局面。在特朗普上臺前,這些人認為目前的國際秩序沒有問題,只是民眾對此不了解,這屬于溝通問題;特朗普上臺后,這些人才意識到國際秩序確實存在問題,它未能適應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和國家政策方面的變化。
美國智庫預算與政策優(yōu)先中心高級研究員、美國前副總統拜登的首席經濟顧問杰瑞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表示,1992年他剛進入智庫領域工作時,業(yè)內正在熱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而他驚訝于這些討論中對全球化弊端的否認,與他在學校學到的經濟貿易理論完全相反。理論上講,當美國等富裕國家與經濟發(fā)展水平較低的國家開展自由貿易時,人力成本較高的富裕國家的制造業(yè)勞動者會在競爭中處于下風,現實情況也確實如此,但當時美國“精英階層”的聲音是,自由貿易的好處是普遍性的,沒有人會因此受損。另外,他所學到的經貿理論認為,無論是發(fā)達國家還是新興市場國家,全球化的“贏家”能夠補償“輸家”。的確,在宏觀經濟層面上,自由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很大,但“贏家”能夠補償“輸家”,不等于“贏家”會去補償“輸家”。在這一點上,美國政治的問題是,“贏家”不僅沒有補償“輸家”,反而利用全球化和經濟金融化帶來的收益搞起了金錢政治,以便將自己與“輸家”進一步隔離開。
發(fā)達國家遭遇“四個沖擊”
美國塔夫茨大學國際政治教授丹尼爾·W. 德雷茲納(Daniel W. Drezner)說,目前關于民眾對全球化看法的“標準敘事”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精英”擁護全球化,因為自由貿易符合比較優(yōu)勢法則、能帶來“雙贏”,并讓每個人都更加富裕,尤其是美國的“精英階層”從全球化進程中獲益巨大;另一種敘事則認為,全球化傷害了發(fā)達國家普通勞動者,導致制造業(yè)“空心化”,資本向海外流失,外來移民涌入,并在語言和風俗文化上給美國傳統社會帶來沖擊。
德雷茲納提到,在過去的20年里,美國等發(fā)達國家迎來了“四個沖擊”,且現在仍在應對。第一個是“中國沖擊”。在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行列之前,美國未曾與一個(潛在)規(guī)模與自己相當的經濟體開展自由貿易。第二個是1995—2008年,來自拉丁美洲的“移民沖擊”。這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國成為外來移民在總人口中占比最高的國家,也給移民聚集地區(qū)造成了較大的社會影響,并激起了原有居民的負面反應。第三個是“生產率沖擊”,即美國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所說的“長期停滯”。過去20年里,盡管科技進步飛快,美國的生產率增長和勞動者工資增長卻非常緩慢,長期來看,生產率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在有關全球化影響的討論中,“生產率沖擊”較少被談起,卻是一個深層原因。第四個沖擊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這四個沖擊的綜合作用引發(fā)了民粹主義抬頭,美國等國的民眾感到“精英階層”推崇的自由貿易和開放的移民政策都是謊言,“要投票給像我們一樣的人”。
反全球化非美國主流民意
德雷茲納提醒,2008年金融危機后,進入美國的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數量增長都顯著放緩。有許多民意調查顯示,最近10年,美國人對全球化的支持度上升。據美國蓋洛普公司調查,美國人對自由貿易支持度最高的年份是2016年和2017年,當時超過70%的受訪者認為,總體來講自由貿易是一件好事。根據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和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現今認為外來移民對美國構成嚴重威脅的受訪者數量,遠低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美國昆尼皮亞克大學所進行的民調中,50%的受訪者認為提高進口關稅不是一個好主意,73%的受訪者認為“貿易戰(zhàn)”是非常糟糕的想法。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今年6月也開展了一項調查,63%的受訪者認為保持與親密盟友的長期良好關系對美國來說更重要,只有25%的受訪者認為征收進口關稅以保護美國工業(yè)更重要。
從近期民調來看,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在美國尚未達到“狂潮”的程度。德雷茲納表示,雖然美國人反對非法移民并希望政府采取措施,但未必是以拆散移民家庭或建立邊境墻的方式來進行。這就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20年前,美國“精英階層”擁護全球化,在全球化中遭受損失的普通民眾則心懷不滿;今日,特朗普政府實行強硬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大多數美國民眾卻不贊同這些政策。仔細分析各項民調會發(fā)現,反全球化的美國人對全球化議題的關注度遠高于支持全球化的人。因此,并不是美國人在整體上反全球化熱情高漲,而是約有1/3的民眾將其對全球化的怨恨落實到了投票、游行等政治行為上。而且,當前的美國反全球化浪潮更多地與國家認同而非經濟形勢有關。此外,特朗普將全球化相關問題變成了黨派問題。在“冷戰(zhàn)”后的大部分時間里,美國總統無論來自哪個黨派,都會推動貿易自由化,而特朗普基本上將共和黨變成了一個反全球化政黨。隨之而來的是,美國民主黨人或許能接受一個民主黨總統主張征收進口關稅,但絕不接受特朗普這樣做。
德雷茲納對本報記者表示,新近的中美貿易局勢將對兩國關系構成較大挑戰(zhàn)。盡管近年來中美在一些問題上也有過摩擦,但那些問題是局部性的,經濟問題則是整體性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華盛頓7月16日電 駐華盛頓記者 王悠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