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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著名的學(xué)者池田大作先生曾寫過一本書《我的人學(xué)》，他在中文版序言中指出：“中國——她是‘人學(xué)’的寶庫。”并特別提到司馬遷的《史記》正是“人學(xué)”寶庫的重要代表。“人學(xué)”是致力于人的探索，而《史記》作為開創(chuàng)紀(jì)傳體的中國第一部正史，以人為主體，為后世正史樹立了標(biāo)桿，指明了方向。

　　《史記》記載了從黃帝到漢武帝3000年的歷史。這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巨著由五體構(gòu)成，包括《本紀(jì)》12篇，《表》10篇，《書》8篇，《世家》30篇，《列傳》70篇，共130篇，52萬余字。《史記》所述歷史內(nèi)容表現(xiàn)的社會結(jié)構(gòu)，以人為主體，在中國乃至整個人類文化史上，是首次體現(xiàn)歷史是“人”的社會活動的發(fā)展史?！妒酚洝啡珪涊d了4000多位人物，立傳人物100多位，五體中記載人物篇目達(dá)112篇。其中有帝王將相的傳、哲人的傳、滑稽的傳、游俠的傳、貨殖的傳等等，囊括社會各個階層，各個行業(yè)，充分展示了社會的全貌，是留給后世以資借鑒的“人學(xué)”寶庫。

　　眾所周知，司馬遷作《史記》是直接效法孔子，是以《春秋》為學(xué)習(xí)榜樣的。但是孔子作為春秋時期人，他所作的《春秋》是編年體的史書，是以記事為主，孔子本人也宣稱自己是述而不作的，而司馬遷開創(chuàng)了紀(jì)傳體，以人為主體，這是為什么呢?這要從當(dāng)時的社會背景說起。

　　春秋時期，雖然面臨禮崩樂壞的諸侯混戰(zhàn)局面，但是社會主導(dǎo)者還是貴族階層，而作為平民百姓是難以彪炳史冊的。而孔子也只是“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這是孔子述而不作的社會背景。

　　經(jīng)過秦末社會大變革后，西漢政治開創(chuàng)了布衣將相之局，劉邦和許多開國功臣都是出身低微的農(nóng)民。劉邦父兄都是種地的農(nóng)民，周勃是吹鼓手，樊噲是狗屠，蕭何是刀筆吏，韓信是無業(yè)青年，黥布是囚犯，這樣一群來自社會最底層的人登上了治國舞臺。民眾看到了自身的力量，原來人世間的一切是由人創(chuàng)造的。

　　司馬遷所處的時代，“漢興六十余載，海內(nèi)艾安，府庫充實”，正是西漢達(dá)到鼎盛的時期。漢武帝是位很有作為的皇帝，他開疆辟土，勵精圖治，國家正是用人之際，于是不拘一格用人才，“群士慕向，異人并出。卜式拔于芻牧，弘羊擢于賈豎，衛(wèi)青奮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虜，斯亦曩時版筑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于茲為盛”。整個國家不論血統(tǒng)貴賤，資歷深淺，門第高低，一律唯才是舉。人們的潛能被挖掘出來，主觀能動性被調(diào)動起來。可謂“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天下人才如錐處囊中，脫穎而出。在這樣一個個人意志高揚的時代，任何人的力量都不可輕視，任何一個人都有資格揚名青史。司馬遷在《史記·伯夷列傳》中曾感慨地說：“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惡能施于后世哉?”一個普通人要想讓自己的道德、名聲流傳于后世，這其間如果沒有歷史家的記錄，那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司馬遷要把這些普通人寫入《史記》，讓他們的道德、聲名也可以流傳后世。這是《史記》以人為中心述史的社會背景。

　　西漢盛世為司馬遷著作一部通史提出了時代的要求，也提供了物質(zhì)條件，這是《史記》成書的客觀因素，司馬遷所受教育、修養(yǎng)及其經(jīng)歷是《史記》成書的主觀因素?！妒酚洝分猿蔀橐徊坎恍嗟拿?，乃是主客觀因素的統(tǒng)一、歷史的必然與偶然錯綜交織的產(chǎn)物。綜觀《史記》的“人學(xué)”背景還有許多，難以一一贅述，這里僅是擇其要者而言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