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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晉真可謂成也司馬炎，敗也司馬炎。不妨來看看，西晉是如何毀在司馬炎手里的。

　　分封諸王又無力節(jié)制

　　就在265年司馬炎登基時，便種下了大分裂的第一顆種子。當時，他為了汲取曹魏政權(quán)的教訓，開始大封宗室，即所謂“帝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晉武帝一口氣分封了27個同姓王，以郡為國，允許諸王可自己選擇封國中的官吏，后來又不斷擴大諸王權(quán)力，以致最后釀成“八王之亂”。

　　到了277年，這第一顆種子開始被“施肥”催發(fā)了。這一年，衛(wèi)將軍楊珧等建議說，現(xiàn)在諸王公都在京城，無法拱衛(wèi)王室，應(yīng)當讓他們回封地去。另外，異姓諸將領(lǐng)居邊，也應(yīng)當有皇室親戚參與。這意思很明顯，就是相信宗室的力量，不相信異姓人。殊不知，治理失當，宗室一樣可以為禍。

　　于是，晉武帝推行王國置軍制度，將封國分為大、次、小三等，分別配置不同數(shù)目的軍人。居然允許各封國擁有自己的軍隊，這簡直是昏招。諸王手中有軍權(quán)，皇權(quán)力量強大時尚能節(jié)制，一旦皇權(quán)衰弱，諸王必然為禍。當時，諸王中任都督的，都讓他們各自遷往封國以靠近他們的任所。當其時也，各位王公都留戀京師，皆涕泣而去。然而，日后禍亂京城，卻又是另一番面孔。

　　立癡兒為太子

　　267年，在司馬炎還未開啟大一統(tǒng)的謀略之時，又開始種下大分裂的第二顆種子。這就是立他的兒子司馬衷為太子。問題是，史稱他這個長子是個弱智白癡。史載其癡愚主要有兩個細節(jié)：一是曾聽青蛙鳴叫而問左右：“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這個發(fā)問，今天仔細想來，倒頗有些哲學意味。二是有一年鬧饑荒，百姓多餓死，司馬衷聽到后說：“何不食肉糜?”這就完全不通世情民情了。

　　事實上，晉武帝是有很多次機會換掉接班人的。但武帝的優(yōu)柔寡斷讓他不敢越雷池一步。

　　當時，晉武帝也覺得司馬衷不聰明，擔心他不能擔當大任。曾經(jīng)私下和楊皇后商議，皇后以“立子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暫時勸下了晉武帝的這個念頭。到274年，楊皇后去世前，繼續(xù)給晉武帝吹枕邊風，為鞏固太子司馬衷的地位而努力。她病重時，擔心武帝立一個貴嬪為后，會威脅太子地位。便頭枕武帝膝蓋，流著淚讓他娶叔父楊駿的女兒楊芷。武帝也是流著淚答應(yīng)了。

　　在276年時，晉武帝曾病得很重。這時朝野上下都歸心于司馬攸。司馬攸平素憎恨荀勖，荀勖便讓人對晉武帝說，陛下前幾天病若不愈，齊王司馬攸“為公卿百姓所歸”，太子雖然打算謙讓，但也免不了禍患。結(jié)果司馬攸從此就靠邊站了。

　　到了278年，“朝野咸(都)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擔當大任)”。衛(wèi)瓘裝醉向晉武帝提出含蓄建議，拍著武帝的床說：“此座可惜!”武帝知他用意，卻也含蓄地表示不愿采納：“公真大醉邪?”衛(wèi)瓘從此不再提起。

　　但是武帝卻搞起了自欺欺人的游戲。他把東宮的官吏都召集起來設(shè)宴，然后把尚書難以決斷的事情密封起來，讓太子來決斷。明知是個癡兒，還要去試，武帝也是癡了。以為這樣就可以判斷太子行與不行，武帝也太不通“人情世故”了，他忘了還有一個賈南風。太子妃賈南風聽聞消息，便請給使張泓捉刀，讓太子親筆抄錄。武帝看了非常高興，首先就拿給衛(wèi)瓘看，衛(wèi)瓘大為不安，結(jié)果大家都知道衛(wèi)瓘和武帝說過關(guān)于太子的事。賈充派人對賈南風說，衛(wèi)瓘這個老奴，差點破了你家!武帝此舉，不能不說是情令智昏，同時還把良臣出賣了。

　　政風奢侈，貪污盛行

　　天下太平之后，晉武帝就開始怠于政事，把很多時間花在游樂、宴飲上，致使政風奢侈，貪污盛行，同時又寵用奸佞，最終必然導(dǎo)致人心不附，這可稱得上大分裂的第三顆種子。從歷史上看，太平盛世有沒有憂患意識，可以說是檢驗歷代君主是否為雄主的一塊試金石。“物必先腐，而后蟲生”，西晉之迅速衰亡，與此有著莫大干系。

　　271年，司馬炎的寵臣賈充開始為禍朝野。晉武帝之所以寵愛賈充這樣的奸臣，原因是他能成為太子，賈充起了很大作用。念舊是人之常情，但寵之而亂政，則顯然是因小失大。

　　賈充“為人巧謅”，在朝中結(jié)黨，搞得烏煙瘴氣，上下都很憎恨他們。晉武帝問侍中裴楷朝政得失，裴楷直言朝中有賈充之徒，以致武帝的德惠比不上堯舜。

　　政權(quán)穩(wěn)固的短板

　　西晉大分裂的第四顆種子便是太子妃賈南風。她比太子大兩歲，“妒忌多權(quán)詐”，弱智太子又豈是她的對手?史稱司馬衷既愛她又怕她。

　　272年，忠奸繼續(xù)斗法。因為賈充與任愷都受晉武帝寵任，但賈充想專寵又嫉妒任愷，于是朝中官吏開始分成幫派，各有依附靠山。晉武帝一看平衡術(shù)玩出了毛病，就把兩人召來請吃了一頓飯，當和事佬說：“朝廷宜壹，大臣當和。”這簡直有點可笑。忠臣之間有矛盾，雙方可以坐在一起化解，但忠奸之間矛盾是不可調(diào)和的。

　　武帝這樣做的結(jié)果是，雙方都認為武帝知道了他們不和，卻又不責備，因而更加肆無忌憚，“外相崇重，內(nèi)怨益深”。后來，賈充推薦任愷擔任吏部尚書，任愷見武帝的機會就變少了，賈充常在武帝身邊，就和荀勖等人一起構(gòu)陷任愷，于是任愷獲罪被廢在家。這就是玩平衡術(shù)的惡果，畢竟居上位者也是人，小人常在身邊，賢臣卻常不在，難免就偏聽偏信了。這正是為什么諸葛亮要勸劉禪“親賢臣，遠小人”的原因所在。

　　到了平定東吳之后，晉武帝讓大分裂的第三顆種子加速催發(fā)。281年，他把孫皓后宮的5000宮女悉數(shù)收納，致使后宮妃嬪近萬人。后宮如此眾多，這在歷代帝王那里，都極為罕見。“羊車望幸”的典故，就是晉武帝制造的。妃子多了，到哪里住宿就是一個難題，估計武帝心里也很是煩惱，便想出一個辦法，坐著羊拉的車子，聽憑羊走到哪里，就到哪里宴寢。宮女們?yōu)榱说玫綄櫺遥阋灾袢~插門，鹽汁灑地，因為羊喜歡鹽水的味道會停下吃食。

　　這時候，皇后的父親楊駿、楊駿的弟弟楊珧、楊濟開始當權(quán)，勢傾內(nèi)外，舊臣則被疏退。政事荒疏，禍亂必深種。而歷史上著名的石崇斗富也出在晉武帝任上，成為“奢靡之始，危亡之漸”這一警語的深刻教材。

　　當時，羊琇、王愷、石崇三位高官，互相攀比誰最奢侈。王愷用糖膏刷鍋，石崇就用蜜蠟當柴燒。石崇用花椒粉和泥刷房，王愷就用赤石蠟涂墻。晉武帝不但不制止，居然還助長這種奢侈之風，賜給外甥王愷兩尺高的珊瑚樹。

　　奢靡之風如此盛行，必然導(dǎo)致腐敗盛行。貪污成風，這些高官又哪里去獲得這些東西呢?除了貪腐，別無他法。

　　在“太康之治”這短暫的盛世開啟之時，大分裂的第五顆種子卻開始生根。這顆種子原本不是晉武帝種下的，歷史也把機會送到了晉武帝面前，可惜他沒有抓住這個機會。漢、魏以來，羌、胡、鮮卑等投降的部落，大多居住在關(guān)塞之內(nèi)各郡，后來多次因不滿和怨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這時，侍御史郭欽上疏獻遷走之策，但晉武帝不聽，終致這些少數(shù)民族趁“八王之亂”、西晉國力衰弱之際開始舉兵，在北方陸續(xù)建立了16國。

　　290年，晉武帝病逝，太子司馬衷即位為晉惠帝，立太子妃賈南風為皇后。從此，大分裂的五顆種子陸續(xù)發(fā)芽，掀開了中國歷史上最長時期的大分裂。大體過程是這樣的：司馬衷癡愚，導(dǎo)致權(quán)力失控，《資治通鑒》稱“由是權(quán)在群下(手下小人)，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托，有如互市”;皇后賈南風干政弄權(quán)，為除掉權(quán)臣楊駿等，司馬瑋、司馬亮等八王紛紛“你方唱罷我登場”;而賈南風淫亂暴虐，八王也胡作非為，沒一個是干大事的人;而后即有“永嘉之禍”，匈奴攻陷洛陽，擄走懷帝司馬熾。一直到316年西晉滅亡，這一段歷史亂哄哄，不忍卒讀，不忍詳述。

　　在大分裂的五顆種子中，大封宗室、立司馬衷為太子、讓太子娶賈南風、少數(shù)民族禍亂，固然都是重要原因，但根本性、決定性的原因，乃是第三顆種子——政風奢侈、貪污盛行、寵用奸佞。因為政風奢侈、貪污盛行，便人心不附。而寵用奸佞，必然使賢臣靠邊站，結(jié)果就是：平常時，無忠臣維護治理秩序;危難時，無良將挽狂瀾于既倒。人心渙散，執(zhí)政基礎(chǔ)就如沙上建塔，鮮有能持久的。

　　歷史表明，一個政權(quán)建立起來后，要保持興旺發(fā)達、長治久安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不自省、不自警、不自新，再強大的政權(quán)也會走到窮途末路。在中國歷史上，西晉政權(quán)興忽，對后世更具有警示意義。因為它深刻表明，政權(quán)的穩(wěn)固，同樣遵循短板理論。并不因為你任上有一番文治武功，你的國祚就會延永下去。相反，治理中的那些昏著敗筆，就是政權(quán)穩(wěn)固的短板。如果不能及時發(fā)現(xiàn)改正，就會給后代埋下深重憂患?！?/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