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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秦國商鞅變法是戰(zhàn)國時期各國變法中成效最為顯著的。其成效顯著的非主流原因是：秦孝公“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心理壓力，商鞅“法及太子，黥劓其傅”的變法策略，“疑行無名，疑事無功”的變法手段，以及變法措施與歷史傳統(tǒng)的有機結合。

　　眾所周知，商鞅變法是戰(zhàn)國時期各國變法中最徹底、成效最顯著的一次。究其原因，一是秦國君臣順應時代潮流，大力推行變法，從客觀上保證了變法的順利進行;二是變法本身體現(xiàn)了經濟基礎的變動，最終必然導致上層建筑也要隨之發(fā)生相應的變化，這是變法之所以能夠發(fā)揮其巨大作用的客觀基礎。這些可視之為根本的或者叫作主流原因。除此之外，秦國商鞅變法成效顯著還有一些非主流的因素。

　　“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心理壓力

　　秦孝公曾經說過“諸侯卑秦，丑莫大焉”，認為東方國家看不起秦國，這是秦國、秦國國君莫大的恥辱，這種心理上的壓力促使秦孝公力推變法。

　　東方諸國之所以“卑秦”，原因有二：其一是秦國在眾多諸侯國中立國較晚。秦“非子曾孫秦仲，周宣王命為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救周，平王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列為諸侯。春秋時稱秦伯”。如此短淺的資歷當然不能與東方歷史悠久的諸侯國匹敵。其二是秦偏處西陲，民風民俗較為落后。“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這種陋俗不但不利于社會進步，而且在人頭稅和戶稅為主稅源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也不利于國家的財政收入，其他諸侯國更是看不起秦國，“不與中國會盟，夷狄視之”，使秦不能立足于諸侯之間，更談不上發(fā)展壯大。所以秦孝公痛感“諸侯卑秦，丑莫大焉”。面對生存和發(fā)展的危機，秦國國君背負了巨大的心理壓力。“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秦孝公為求得發(fā)展而做的許諾，既是決心的表白，更是壓力的體現(xiàn)。而商鞅變法正是他們釋放壓力，以期明民強國的重要希望所在，巨大的心理壓力變?yōu)閺姶蟮淖兎ㄔ竿?。變法的內在動力加強了，必定能夠克服巨大的困難，戰(zhàn)勝難以想象的挫折，推動變法深入、持久、成功的發(fā)展。

　　在壓力變?yōu)閯恿Φ谋尘跋?，商鞅變法得以順利實施，不但革除了鄙俗，而且贏得發(fā)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同時，秦國的國力、影響和地位也大幅上升。公元前355年，秦孝公與魏惠王在杜平相會，結束了秦國長期不與中原諸侯會盟的被動局面。十九年，周顯王承認秦孝公為諸侯之伯主。次年，諸侯來賀。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及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于逢澤，以朝拜周顯王。“諸侯卑秦”、“夷狄視之”，已經成為歷史，秦國取得了與中原地區(qū)老牌諸侯國相同的地位，為進一步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外部環(huán)境。

　　“法及太子，黥劓其傅”的變法策略

　　變法必然要觸動保守勢力的利益，勢必要遭到他們的抵觸和破壞。新法施行不到一年，以太子駟的老師公子虔和公孫賈為首的守舊派就跳出來搗亂，他們唆使太子故意觸犯法令，以破壞變法。如果不能挫敗守舊派的挑戰(zhàn)，變法將半途而廢;但如果處置不當，特別是牽扯到太子，可能也會給變法帶來意想不到的后果，終將危及變法。面對窘境，商鞅等人斟酌再三，采取了策略的方式來處理這一棘手的問題。

　　商鞅認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但考慮到“太子，君嗣也，不可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因為是太子犯法，故免予追究，但是作為慫恿太子的老師，公子虔和公孫賈受到嚴厲的處分，分別被處以黥刑和劓刑。這種策略性的處理方法，一方面對阻撓變法的頑固勢力予以堅決的回擊，從而做到“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有力地維護和推動了變法;另一方面，盡量避開敏感而易引發(fā)事端的太子，最大限度地縮小打擊面，不至于樹敵過多，從而減小變法的阻力;同時用法治的手段加大變法的影響，可謂一舉三得。“法及太子，黥劓其傅”的做法，在策略的基礎上構筑起法制的理念，為新法的貫徹執(zhí)行奠定了長遠的基礎。

　　變法施行十八年后，新法已經深入人心，“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由此也引起新即位的秦惠王極大的不滿，公元前338年，商鞅被誣告，處以車裂之刑。對于商鞅的死，雖然“秦人不憐”，但是“秦法未敗也”，變法并沒有因為商鞅的死而夭折，是故變法“期年之后，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這一事實更印證了“法及太子，黥劓其傅”的變法策略對發(fā)揮變法成效的保障作用。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的變法手段

　　變法是對舊觀念的挑戰(zhàn)。舊觀念不僅存在于上層保守派當中，往往也存在于社會的下層群體中，所以改變保守落后的觀念乃變法當務之急。而要改變人們的傳統(tǒng)觀念，就必然要使人們對變法樹立起足夠的信心。這就是商鞅所說的“疑行無名，疑事無功”。所以商鞅變法之初，通過“徙木”的手段，消除民眾心中的疑惑，樹立起變法的信心。

　　《史記》記載：“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關于商鞅“徙木”的目的，上述所引史料的記載已很明確，就是要消除變法中的“民之不信”，“以明不欺”，讓人們樹立起對變法的信心。唐朝劉禹錫認為，商鞅“徙木之行必信，則民不惑，此政之先也”。毛澤東也評論道：“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執(zhí)政者之具費苦心也。”商鞅以此在人們心目中留下了令出必信、法出必行的印象。

　　事實上，商鞅確實樹立起千金難買的威信，解除了人們心中的疑惑，打消了人們對新法實施的觀望和動搖。所以變法實行一段時間后，收到可喜的效果：“兵無敵而令行天下”，兵強國富而政令通達;民眾亦稱頌商鞅變法“法令至行，公平無私”，“于是法大用，秦人治”的局面初步打開。

　　獎勵軍功與“尚首功”的有機結合

　　變法內容規(guī)定獎勵耕戰(zhàn)，生產糧食和布帛多的人可以免除徭役，作戰(zhàn)有軍功者，根據(jù)軍功的大小，賜給相應的爵位，并賜予相應的田宅，是為軍功爵制。這一變法規(guī)定與秦人的歷史傳統(tǒng)有諸多相類之處，所以實行起來，效果極為明顯。

　　秦人的祖先，“同殷一樣，都來自我國的東海之濱”，原來是生活在東方的夷族部落，后來遷移到西方。“秦之先非子，為周孝王養(yǎng)馬于河、渭之間，封為附庸，邑為秦谷。”由此可見秦人的祖先應為來自東方的游牧部落，不但在東方時“以游牧、狩獵為其經濟生活主要內容”，遷到西方以后“還保持著狩獵、游牧民族的古老傳統(tǒng)”，不但崇武好戰(zhàn)，而且作戰(zhàn)有“尚首功”之俗。所謂“尚首功”，就是作戰(zhàn)中以殺敵數(shù)量來決定戰(zhàn)功的大小，因此在戰(zhàn)場上殺死敵人后，要把敵人的頭割下來，作為取功之用，因殺敵太多，取頭不便，便以取左耳來計算，此俗雖殘忍，但卻激勵戰(zhàn)士英勇殺敵。變法中的軍功爵制規(guī)定，“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戰(zhàn)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為官者五十石”，“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不難看出，軍功爵制和“尚首功”的習俗如出一轍，商鞅變法以法律的形式，把因軍功而取得的爵位，以及因此而獲賞的田宅更加細化、固定化，并特別強調了軍功的作用，即沒有軍功就沒有相應的等級、差次和家次。這樣做有兩點好處：一是把新法與舊俗有機結合起來，以傳統(tǒng)的力量來推動新法的貫徹與執(zhí)行，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變法的習俗阻力;二是把傳統(tǒng)法律化，以法律的強制手段，以風俗習慣的潛在力量來移除舊俗，推行新政。傳統(tǒng)的風俗習慣是制定法律的基礎之一，所以很多成文法就是習慣法的自然發(fā)展，而商鞅變法客觀上正是踐行了上述原則，而且人為地加速了這一發(fā)展的進程，因此，商鞅變法能夠在激烈的競爭和殘酷的封建兼并戰(zhàn)爭中，發(fā)揮出其他各國變法所不能發(fā)揮的作用。

　　獎勵軍功與“尚首功”的有機結合，一方面用法律化的傳統(tǒng)來刺激農業(yè)和軍事的發(fā)展;另一方面又用強化傳統(tǒng)的法律手段來限制沒落保守貴族的影響，削弱其實力，清除其對新興封建經濟的阻滯，從而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zhàn)，怯于私斗，鄉(xiāng)邑大治”，秦國的經濟實力與軍隊的戰(zhàn)斗力在相互促進當中不斷強化，實力逐漸成為七國之冠，而變法的實效也由此得以彰顯。

　　比較而言，戰(zhàn)國時期各國進行的變法運動，其基本背景和內容大同小異，但變法的效果卻有很大的差別，產生這種差別的原因，不能單從矛盾的普遍性上去揭示，更要考察各國變法的特殊性。秦國商鞅變法成效顯著，與秦孝公“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心理壓力，商鞅“法及太子，黥劓其傅”的變法策略，“疑行無名，疑事無功”的變法手段，變法措施與歷史傳統(tǒng)的有機結合等是分不開的。但是這些個性化的措施中，其他諸侯國的變法中也有類似的，例如商鞅徙木以立信的做法，在楚國的吳起變法中也有類似舉措。因此，考察商鞅變法的成效應該把以上措施結合起來，以整體的、辯證的眼光來認識?！?/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