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農到底想要什么？
發(fā)稿時間：2018-05-03 10:15:22 來源：敏行讀書會 作者：楊群
此文是Quartz新聞2月3號的新聞稿，原文見：https://qz.com/898134/what-steve-bannon-really-wants/
唐納德.川普到底想美國怎么樣?他的支持者不知道。他的黨派不知道。甚至他自己也不知道。
如果川普主義里有政治愿景的話，那么，要去問的那個人不是川普。而是他幕后經紀人，斯蒂芬.班農 (Stephen K. Bannon)，川普政府的首席戰(zhàn)略家。
班農從他弗吉尼亞州的工人階層脫穎而出，在海軍呆過，還有從哈佛商學院取得的學位，之后成為高盛銀行的金融家。他搬到洛杉磯為高盛投資于媒體和娛樂業(yè)，然后他開始設立他自己針對于媒體的投資銀行。也是一部分運氣(一個沒能成交的交易使得他占有一個叫“Seinfeld”的熱門連續(xù)劇的股份)和嫻熟于以嘲諷發(fā)輿論，班農將他自己重塑為右翼政治里極端少數(shù)的權威者，他寫了和導演了一系列越來越保守的紀錄片。
班農的影響在2012年他接手布賴特巴特新聞(Breitbart News)后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布賴特巴特新聞是一個在線新聞網站，在創(chuàng)始人安德魯.布賴特巴特(Andrew Breitbart)去世后，班農接手。
在布賴特巴特新聞，班農主持一個很火的打電話進來的電臺脫口秀，并且發(fā)動了對主流共和黨人像扔火焰一樣的攻擊，從而使得自己擁有了一個超級保守的邊緣形象。這個節(jié)目的常客中間包括了川普。他們之間的關系最終使得班農策劃了川普的民粹主義入住白宮，他也最終取得了政府里最高的職位(和白宮幕僚長賴因斯.普里巴斯(Reince Priebus)平起平坐)。
我們不可能確切知道有了新的權力，班農會做什么。他近來很少接受采訪，包括我們的采訪。(白宮對我們請求采訪班農沒有回應。)但是他在作為一個保守的電影制片人和在布賴特巴特新聞期間的表現(xiàn)能透露出他想引導美國走向的大方向。從大量的他的演講、采訪、電影等班農自己的公開言語，我們能構建出他在川普時代對美國愿景的一些要素。
班農主義的三個要素
班農的政治哲學歸結為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需要成功的三個要素：資本主義、民族主義、和"猶太教-基督教價值觀。”這些要素都是緊密相關和最基本的。
美國，班農認為，在遭受“帝國主義危機。“(“危機”這個詞他經常用 –后面我們再具體討論。)資本主義以前是被認為成溫和的，一種企業(yè)家美國精神，和尊重每個基督徒。事實上，在2014年對梵蒂岡的講話中，班農提到這個“開明的資本主義”是幫助美國逃避20世紀“野蠻主義”的“基本原則”。
從這個開明的時代后，事情逐漸變得糟糕。(因此“危機”)。這個下降趨勢從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開始。班農在2011年的一次采訪中說：“嬰兒潮這一代是這個國家產生的最被寵壞、最以自我為中心、最自戀的一代。”
在2010年他撰寫和導演的一部紀錄片《千禧一代》中，更詳細地闡述了這個問題。這個紀錄片展示了一個又一個被采訪者陳述“資本主義制度”如何慢慢地被富有的年輕孩子破壞和毀滅。
這些孩子的物質需求由他們勤勞的父母來提供，而父輩的價值觀受到大蕭條和二戰(zhàn)的塑造。這代富有的孩子拋棄了之前創(chuàng)造了這些財富的美國價值觀。這種轉變導致了鼓勵依賴于政府，削弱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政策。
最終，這種社會主義理念成功地滲入了美國最高的制度力量。“到20世紀90年代末，左翼已經接管了許多包括政府、媒體和學術界的權力機構。”在《千禧一代》中，彼特.施魏策爾(Peter Schweizer)，一個附屬于班農的保守派智囊團“政府責任研究所”的作家說到： “正是從這些有權力的地方和職位，他們能夠破壞體系，并且實施能最終破壞資本主義制度的戰(zhàn)略。”(當他說“破壞資本主義制度”時，紀錄片聚焦在梭爾.阿林斯基(Saul Alinsky)臭名昭著的題詞“路西法魔鬼”上。)
而這一切的基礎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哲學，他是一個有影響力的18世紀愛爾蘭政治思想家，班農偶爾會參考他的思想。在反思法國革命中，伯克提出的觀點是一個成功社會的
基礎不應該建立在如人權、社會正義或平等這樣抽象的概念上。相反，社會運行最好的機制是將證明可行的傳統(tǒng)從一代人傳到下一代人。而嬰兒潮的一代，班農在給恢復自由基金會的一次演講中說，沒有履行伯克式的責任，他們放棄了他們父輩嘗試過并且證明是正確的價值觀(民族主義、謙虛、父權制、宗教)，而轉向新的抽象主義(多元化、性開放、平等主義、世俗主義)。
對于伯克和班農，未能代代相傳父輩價值觀的火炬導致了社會混亂。
新自由主義秩序
一旦執(zhí)政，自由主義、世俗主義、主張全球化的精英們翻修改革民主和資本主義制度來收緊他們對權力的控制和從中受益。“達沃斯派系”，就如班農很早給這個集團取的綽號，扭曲了資本主義制度，剝奪了每個中產階級應得的財富。
這種剝削模式在2008年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中達到了極致。由政府中的全球精英支持的華爾街，從投機中獲取利潤，而不是把他們的財富投資到國內就業(yè)和企業(yè)中。當由此帶來的泡沫最終破滅時，不道德的政府讓辛苦工作的美國納稅人來承擔救援費用。
就是這些事件使得班農在2011年給恢復自由基金會的演講中說這是“給非常富有階層的社會主義。”這個國家的其他人，他說，是“普通、踏實的中產階級”。還有就是“給非常窮的階層的社會主義，”他補充到。“我們建立了一個完全不能支撐的福利社會，導致了現(xiàn)在的危機。”
班農希望結束這種由自由主義支持的“社會主義”。他喜歡CNBC主持人里克圣泰利(RickSantelli) 2009年著名的大論“那些挑水者和那些喝水者，”這個論調引發(fā)了茶黨運動，一個集中于稅收削減、財政減縮，和對憲法權利狹義解釋的民粹運動。借助茶黨精神，班農像指責民主黨一樣地指責共和黨參與于以犧牲中產階級家庭為代價的裙帶關系和腐敗中。
“我們不相信這個國家有真正起作用的保守黨，而且我們不認為共和黨是這樣的政黨，”班農在2013年小組討論布賴特巴特的愿景上說。“我們傾向于看著這個華盛頓帝國城市，這個繁榮的城市，有兩個團體，或是兩個黨派，代表了內部人士的商業(yè)聚會。這是一個內部交易和新興貴族的集合，造就了這個國家最富有的城市。”
簡而言之，班農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危機導致了社會主義和中產階級的痛苦。而且這使得當代人不能履行伯克職責，無法給下一代留下更美好的未來。
猶太教-基督教價值觀
那么美國人應該給下一代傳承的具體傳統(tǒng)是什么?除了“資本主義危機”，班農最喜歡的詞之一是“猶太教-基督教價值觀”。這是他美國理論的第二個要素。
班農的2010年紀錄片《千禧一代》有很多關于“美國價值觀”的論述，很多都與茶黨的觀念緊密吻合。但是從2013年或2014年，班農對美國價值的強調已經擴大到包括強烈的宗教色彩。美國和西方文明的成功運行取決于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取決于“猶太教-基督教價值”的存在。
對于班農來說，資本主義不僅幫助美國成功地脫離戰(zhàn)爭;它也帶來了歐洲的復興和隨之而來的美式和平，他在他2014年梵蒂岡會議的講話中這樣解釋。但是資本主義本身是不夠的。離開猶太教-基督教道德框架，資本主義可以成為一種有害的和不公正的力量- 美國的經濟衰退就是一個例子。
為了恢復美國經濟和修補破碎的社會結構，班農希望資本主義重新回歸猶太教-基督教價值觀，他認為猶太教-基督教價值觀造就了美國貫穿其歷史的偉大。這個共同認可的道德使得企業(yè)不僅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投資，而且還為了本土勞動者和子孫后代的利益而投資。
正如在伯克看來，人權和人民社會不是來自于任何抽象的概念，而是來自于傳統(tǒng)。對于班農，這個傳統(tǒng)是上帝;把人民作為真理和正義的仲裁者的民族國家最終會讓位于暴政。“對于國家權力的最終審查是上帝的教導，”《鴨子王朝》的菲爾.羅伯遜(Phil Robertson)在2016年班農合寫、導演和制作的紀錄片《火炬手》里說到。這部電影充滿了羅伯遜關于沒有宗教基礎社會就會解體這類的警言。
值得指出的是，“猶太教-基督教價值觀”并不要求所有的公民信奉基督教。班農似乎并不想取消美國憲法所載的教會和國家分離或者宗教自由。畢竟，這兩個都是帶來美國過去輝煌的傳統(tǒng)。他認為美國的國父們把國家建立在來自猶太教-基督教傳統(tǒng)的價值基礎上。
為了確保整個國家都接受這些價值觀，就必須通過重振民族主義來限制或阻止不同價值觀的人流入美國。通過這個方式–把民族國家的價值觀和傳統(tǒng)放在第一位–美國可以把匕首插入全球化和世俗化的“現(xiàn)有體系”。
民族主義
除了他們自己致富和鼓勵窮人相互依賴外，全球精英還鼓勵移民涌入美國來降低工資。移民勞動力提高全球化人士和他們伙伴的企業(yè)利潤，但是讓本土的中產階級來教育、養(yǎng)活和照顧這些外國人。被允許蓬勃發(fā)展的無神論和多元社會秩序拒絕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認為它們是不寬容和偏執(zhí)的。沒有我們祖先的道德指南針，這個制度在相對主義中漂流，它把憎恨警察的無賴、犯罪的外來人和潛在恐怖分子的權利放在普通美國人權利之上。把城市變成暴力的溫床和損害國家安全。正如在《邊境戰(zhàn)爭：非法移民之戰(zhàn)》-班農的另外一個紀錄片- 中一個受訪者所講，“右翼把移民看作是廉價勞動力，左翼把他們看作是廉價投票。”
在接近零增長和金融混亂的情況下，歐盟展示了一個由不對選民負責的精英來管理一個全球主義制度的災難命運。“特別在某些國家，人們希望看到他們自己國家的主權，他們希望看到他們自己國家的民族主義，”班農在梵蒂岡的講話中說：“他們不相信這種泛歐盟或者他們不相信美國的集權政府。”
因此，民族主義是猶太教-基督教傳統(tǒng)和價值觀成為社會一部分的機制。這是因為民族主義是具有完全的包容性，他邀請不同背景的人在一個共同的“美國”自我意識下團結起來。它把少數(shù)民族這個身份抹掉，就不需要“所有生命平等”這樣的概念和不需要平權法案。這套共同的猶太教-基督教和民族主義價值觀防止少數(shù)民族要求特別權利。比如，《千禧一代》把2007年房產市場的崩盤歸咎于“黑人是受害者”這種破壞資本主義和鼓勵對政府依賴的現(xiàn)象。同時，《火炬手》稱贊馬丁.路德金博士為美國傳統(tǒng)道德的典范，因為他對人權的看法是基于基督教的。
自由精英對多元主義和少數(shù)群體權利的普遍強調，以及對這些群體的財政和政治支持，限制了共同的美國概念。對猶太-基督民族主義的侵蝕削弱了這個國家。這不僅是美國如此，其他西方國家也是如此。在2016年南卡羅萊州茶黨會議上班農宣講，這些“膨脹的投資銀行家，這些來自歐盟的家伙”允許了猶太-基督教在歐洲的全盤崩潰。
不接受這套共同價值觀的人在美國不應該受到歡迎。這個邏輯形成了班農反對移民的基礎。這些缺乏民主基因的人，他認為，將損害社會。
據(jù)《今日美國》報道，提到從穆斯林國家到歐洲的移民，班農去年說：“這些不是杰斐遜民主派人士，”“來這的這些人在他們的基因里沒有上千年的民主概念。”這個理由也用來對拉丁美洲的移民關閉國界，即使他們通常是虔誠的天主教徒。
世代理論
班農在他的梵蒂岡講座中宣稱的資本主義危機和西方猶太教-基督教破壞不是一個孤立事件。
他認為，它是反復循環(huán)的危機周期之一，每一次危機都不可避免得導致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和沖突。
“這是美國歷史上的第四大危機，”他在恢復自由基金會的演講中說，“我們有過革命，我們有過內戰(zhàn)，我們有過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這是美國歷史上第四次大的轉變。”
他這里所說的是基于尼爾.豪威(Neil Howe) 和威廉.施特勞斯(William Strauss)的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美國歷史的“世代理論”的兩個業(yè)余歷史學家。這個理論認為美國歷史循環(huán)周期持續(xù)大約80年，大概是一個人一生的時間長度。豪威和施特勞斯說，在每個80年周期，有四個轉折點，每個大約20年周期有特定的情緒。這四種情緒是“高峰”，“覺醒”，“瓦解”，最后是“危機”。
這個理論并不清晰，所以也不能證明是錯誤的。多數(shù)專業(yè)的歷史學家并沒有去認真對待這個理論。但是它表面上引人注目，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自從成立以來美國的歷史發(fā)展。
同時清楚的是，世代理論符合班農的觀點，即猶太教-基督教價值被緩慢侵蝕對國家是不好的。
按照豪威和斯特勞斯的說法，從二戰(zhàn)后的繁榮高峰–這是班農特別喜歡的時期– 到60年代的“覺醒”運動，隨后由之前“覺醒”帶來的個人主義導致體系和共同價值感的“瓦解”。這帶給我們現(xiàn)在面臨的危機，即繼美國革命、內戰(zhàn)、和大蕭條/二戰(zhàn)之后，“第四次大轉變”。
如何解決危機: 大規(guī)模沖突
“轉變”在《千禧一代》中有重重的描述。“轉變就像是季節(jié) – 每個轉變都是需要的，”歷史學家大衛(wèi).凱澤在紀錄片中說，背景是時鐘滴答作響、太陽升起，和蝴蝶涌現(xiàn)。“城市建立，城市崩潰。國家崛起，國家崩潰，”他繼續(xù)說。
當前的危機究竟是什么?班農的觀點也已經演變。在2010年， 他似乎認為它是2000年代累積的債務和2008年金融危機的結果。
“我們社會各個層面積累的債務對美國構成了直接的生存威脅，”他在2010年紐約市的演講中說。“不像全球變暖和醫(yī)療保健這些虛構的危機，這是真正的危機。這場危機正威脅到我們國家的主權。”
在2011年的恢復自由基金會講座中，當班農宣布美國面臨“美國歷史上的第四次大危機”時，他似乎認為這個一個從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
將當前的危機和革命戰(zhàn)爭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相比較，班農似乎相信美國正走向暴力沖突。從班農的其他陳述中也能看到這些觀點。
大衛(wèi).凱澤(David Kaiser)，《千禧一代》中被采訪的歷史學家，而且也是施特勞斯-豪威理論的倡導者，最近在時代周刊重述他和班農的對話，其中包括班農對此理論的軍國主義理解：“第二段更令人震驚的互動并沒有出現(xiàn)在電影中。班農花了很長時間清楚思考了施特勞斯和豪威理論對國內的潛力和外交政策影響。在采訪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之前的危機都發(fā)生了大戰(zhàn)，而且這些沖突的范圍從美國革命到內戰(zhàn)到二戰(zhàn)不斷地擴大。他預計現(xiàn)在危機將帶來一場新的甚至更大的戰(zhàn)爭，而且他對這個前景一點也不擔憂。”
讓我們現(xiàn)在跟隨著這個世代理論邏輯：如果“高峰”只是在“危機”后面到來，如果下一個危機必然是一個更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班農就要尋找一個大級別存在的敵人。光是“達沃斯派系”是否符合?誰還可以是這場戰(zhàn)爭的對手?
在2014年梵蒂岡演講中，班農進一步說：“我認為我們正處在資本主義的基礎被動搖的危機中，更甚的是，我們現(xiàn)在處在反伊斯蘭法西斯主義的全球戰(zhàn)爭的初級階段。”班農補充道：“這個觀點可能比其他人更好戰(zhàn)一些…但我相信你應該對激進伊斯蘭教采取非常、非常、非常兇狠的態(tài)度…. 看看發(fā)生了什么，你就會看到我們已經在一場巨大的戰(zhàn)爭中了。”
班農的“反對伊斯蘭法西斯主義的全球戰(zhàn)爭”
第四次偉大文明的最后一搏– 一個“存在于全球的戰(zhàn)爭”， 如班農在2016年7月的描述中 – 是“伊斯蘭法西斯主義”和“西方猶太教-基督教”的較量 –特別是伊斯蘭國，但這個威脅也不一定局限于伊斯蘭國。
班農的言論和他與反穆斯林活動家如帕梅拉.蓋勒(Pamela Geller) 和羅伯特.斯潘塞(RobertSpencer)的關系給人留下的印象是敵人就是伊斯蘭教。正如布賴特巴特新聞在2014年指出的，班農學者”的觀點是伊斯蘭教對基督教的“戰(zhàn)爭”幾乎從伊斯蘭教的創(chuàng)建就開始了。
他贊成這個觀點，認為在二戰(zhàn)之前，伊斯蘭教是歐洲面對的比法西斯“更黑暗”的力量。他支持的其它觀點有：一個專注于提升穆斯林友好形象的美國非營利組織被認為是恐怖分子的前線;波斯頓伊斯蘭清真寺是2013年波斯頓馬拉松爆炸案的真兇;美國的穆斯林正試圖用伊斯蘭法律取代美國憲法。
因為伊斯蘭教是植根于反基督教的暴力，他的邏輯是，唯一能保證美國的穆斯林不會構成恐怖威脅的辦法是確保他們把美國憲法作為治理的法律，并且接受猶太教-基督教價值觀。
“黑暗、達斯.維達(Darth Vader譯者注：星球大戰(zhàn)中黑暗尊主)和迪克.切尼(DickCheney，譯者注：喬治布什時期的美國副總統(tǒng))”
班農的思想中存在一些不足之處–論點好像是結果性的，但是模糊或者不能清晰地裝進更大的宏圖中。
例如，他認為“黑暗是好的，”他告訴好萊塢記者邁克爾.沃爾夫。“迪克.切尼，達斯.維達，撒旦，這都是力量，”他繼續(xù)。在一個每日野獸報報道中，班農把自己看成是“列寧主義者”，想要“使一切都崩潰，并摧毀當今的所有已建立的體系。”
不斷重復“猶太教-基督教價值觀”這樣的語句可以看出班農并不崇拜撒旦。“黑暗是好的”似乎暗示只要認為是黑暗就是好的。他繼續(xù)說：“當自由主義和媒體對我們誤解時，這對我們有幫助。他們不知道我們是誰，我們做什么。”那么如果認為他是達斯.維達這樣的形象能夠使得他更容易創(chuàng)造他想要的開明的資本主義烏托邦，那也無所謂。
至于列寧主義的言論，它和我們目前所了解的班農是一致的：保守的伯克認為當“必須”恢復舊的價值觀時，把領導人趕走是可以的。
而且，這種對建立“黑暗”對立力量的喜好和他對“現(xiàn)有體系”極度仇恨是配對的。特別是，班農通過對記者的傲慢、優(yōu)越感和天真地嘲諷，來對媒體進行無情的攻擊。
在11月初通過布賴特巴特廣播電臺，他表揚其支持者和網站評論者有“洞察力和有頭腦”，同時批評“自以為是傻瓜式的”紐約時報記者。
此記者認為密西西比州川普聚會參加者不知道英國右翼民粹主義領袖，奈杰爾.法拉杰(Nigel Farage)。班農說：“120%參加聚會的人知道法拉杰，他是“全球民粹運動崇拜的英雄。”最近，他告訴紐約時報媒體“應該覺得羞恥和丟臉，閉上嘴來聽一會兒。”他補充說：“我想你引用這個：這里的媒體是反對勢力。他們對這個國家一竅不通。他們仍然不明白為什么川普是美國總統(tǒng)。”
他對精英的仇恨似乎扎根于他在精英中生活和工作的經歷。他經常提起他哈佛和高盛的往事。但是當他描述自己是精英的經歷時，他是一個“局外人”- 這個詞是他早期用來描述他代表的民粹主義運動– 混在特權階層中來解密他們對普通美國中產階級的邪惡。
例如，在他2014年梵蒂岡演講中，他說：當我在高盛工作時，我可以看到這點–紐約的人覺得比起堪薩斯州和科羅拉多州的人，他們更接近倫敦和柏林的人，而且他們有很多精英心態(tài)，來告訴每個人世界應該如何運行。我告訴你，歐洲、亞洲、美國和拉丁美洲的工人階級不相信你們。他們認為他們自己知道他們該如何忍受他們的生活。
班農扮演的這個宇宙復仇者的角色來為“被遺忘”的中產階級發(fā)出聲音。他這個角色有很深的歡沖突的表現(xiàn)。
對戰(zhàn)爭和暴力的迷戀出現(xiàn)在，比如，他提及諾曼底勝利的榮耀，或者他在他做布賴特巴特新聞CEO時抽出時間，為領導了越南獨立戰(zhàn)爭的越南將軍武元甲寫訃告，稱這場戰(zhàn)爭為“最血腥和最艱難的戰(zhàn)爭之一。
”特別是，他的紀錄片有令人反感的暴力。紀錄片《火炬手》把血腥表現(xiàn)到極致。(至少有六處斷頭臺的鏡頭，核輻射受害者，納粹毒氣室的大規(guī)模埋葬和伊斯蘭教國的各種暴行。)
這對川普總統(tǒng)任期意味著什么?
即使在他2016年8月開始負責川普競選之前，班農的思想已經在川普的競選中蔓延。如果我們對他的觀點在川普政府會扮演什么角色還有疑問的話，過去的兩個星期已經很明顯了：總統(tǒng)的領導權整個架構在班農的世界觀上。
川普的就職演說基本上就是按照班農演講讀的。就職演說通常充滿前瞻性的樂觀主義，川普的演說充滿了對精英的仇恨。他描述了一個班農的愿景，其中“我們中產階級的財富被從家里拿走，然后被分配到了世界各地。”“我們國家里被遺忘的男人和女人們”(川普常用的一個網紅詞，也出現(xiàn)在《千禧一代》中)也有他們的地位。
川普把責任歸咎于“現(xiàn)有體系，”，這個體系在金融破產中“保護自己”而不是保護美國公民。
“我們在自己國家的首都慶祝，但是在我們土地上掙扎的家庭沒有什么可以慶祝的。”川普繼續(xù)。“我們使得其他國家富有，而我們自己國家的財富、實力和信心已經消失在地平線上。”
“美國第一”是班農的經濟民族主義的口號。川普發(fā)誓要“團結文明世界反對激進的伊斯蘭恐怖主義，并將其從地球上消滅。而這已經是他們西方與“伊斯蘭法西斯主義者”戰(zhàn)斗的溫和言語。
還有，川普的言論：“圣經告訴我們，當上帝的子民們團結在一起時，這是多么美好和愉快，”“更重要的是，我們將受到上帝的保護，”還有來自底特律和內布拉斯加州的孩子們“萬能的主給他們注入了生命的呼吸”來自于一個不信宗教的人似乎很奇怪。
但是放在班農在《火炬手》中提到社會沒有上帝就會解體的背景下，這一點也不奇怪。在總統(tǒng)就職之后，班農和斯蒂芬.穆勒 (白宮政策顧問)撰寫了很多令人眼花繚亂的行政綱領。
這些行政綱領中包含了通常行政綱領中看不到的，很多如同新聞發(fā)布稿中過分的主張，鮑登學院的政府教授安德魯.魯達萊維格說。
班農關于伊斯蘭教的思想似乎也影響了行政綱領，“保護國家免受外國恐怖分子進入美國。”
聯(lián)想起關于移民不是“杰斐遜民主主義者”這樣的言語，該文件規(guī)定要確保所有進入美國的人，包括游客，都支持美國的“建國原則”和美國憲法。在基督教廣播網絡電視采訪中，川普還暗示，他希望基督徒難民優(yōu)先于穆斯林難民，指責美國政府過去給穆斯林難民超過基督徒難民的優(yōu)先權(這是一個沒有證據(jù)的聲稱)。
有人認為(有一定說服力)川普的禁令很可能使得伊斯蘭極端分子招聘宣傳中，聲稱美國正在領導西方進行一場對所有伊斯蘭教人的戰(zhàn)爭。
新政府的另一個重點是：墨西哥人涌入國境帶來的危險。這也是班農關于美國被威脅論調的核心主題。川普行政綱領中聲稱：“許多”非法移民“對國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構成重大威脅”，盡管犯罪學和移民專家說，大多數(shù)證據(jù)表明，總體上移民犯罪率低于本地出生的公民。
“圣所”城市，這些只驅逐犯有暴力或嚴重罪行的非法移民，以班農主義者的話來批評：他們“對美國人民和我們共和國的結構造成了無法估量的傷害。”換句話說，他們不分享美國價值觀。
最后，川普把美國從跨太平洋關系中撤出來，經典班農主義認為，這是一個由“精英”支持的多邊貿易協(xié)議，把美國工人排除在外。
班農主義開端?
班農喜歡象征主義的力量。這個象征主義力量貫穿了川普的總統(tǒng)選舉，以及現(xiàn)在他的政府用詞。
畢竟，正如安德魯.布萊特巴特稱班農為“茶黨的萊尼.里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譯者注：德國電影制作人，希特勒的朋友)，班農是一個老練的演說家。他也是個老練的機會主義者，能抓住機會在他的職業(yè)生涯中游刃有余。
因此，川普的就職演說和執(zhí)政綱領中表現(xiàn)出來的只是班農逐步地調整，來激發(fā)最大的民粹主義熱情，這并不代表他有顛倒美國的計劃。
然而，有這種可能，班農正在將川普推向他認為美國需要的“開明的資本主義”和猶太教-基督教民族主義。
只有班農知道班農真正想要什么，我們并不知道。然而我們能確切知道的是，他是一個渴望著用暴力方式復蘇“西方文明”的人，現(xiàn)在他也有權力去實現(xiàn)它。
譯者楊群
在英國學習生活近二十年，英國劍橋大學商學院畢業(yè)，英國注冊會計師協(xié)會劍橋負責人，英國劍橋企業(yè)家聯(lián)盟成員。先后在高盛(英國)和德意志銀行(英國)投行部與風控部門任副總裁。2010年創(chuàng)立Biorbyt生物高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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