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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斯·薩爾博格(Pasi Sahlberg)是芬蘭教育家、作家、學者。他曾擔任芬蘭教育和文化部下屬國際流動和合作中心主任，現擔任芬蘭、瑞典及蘇格蘭教育政策和改革的顧問。他曾是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的訪問教授，現任亞利桑那州國立大學的訪問學者。他的最新代表作包括：《全球教育改革難題》(2017)、《賦能的芬蘭教育者》(2017)、《芬蘭教育領導力》(2017)等。他的《芬蘭課程2.0：世界可以從芬蘭教育改革學到什么?》一書獲得了2013年格威文美爾獎(Grawemeyer Award)，他還獲得過2012年芬蘭教育獎、2014年蘇格蘭羅伯特·歐文獎、2016年丹麥樂高獎。

　　8月28日，布魯金斯學會全民教育中心(Center for Universal Education)項目負責人凱特·安德森(Kate Anderson)在其官網發(fā)表《教育大國不止步于國際排名》(Being an education superpower is about more than international rankings)一文。文章指出，僅憑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公布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測試結果來判定一個國家是否稱得上教育強國是遠遠不夠的。雖然PISA測試中考察的數學、閱讀等科目至關重要，但是培養(yǎng)全球公民發(fā)展早期教育和增強職業(yè)技能教育，都是教育強國考察的指標。除此之外，教育公平程度、校園文化建設，包括消除校園暴力、對外教育援助等都是一個國家是否達到教育強國的重要指標。

　　如何實現教育公平?什么樣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如何選拔教師?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學校來培養(yǎng)適應21世紀新時期的勞動力?筆者帶著這樣的疑問采訪了芬蘭教育家帕斯·薩爾博格教授。

　　全球化視野下的教育

　　《中國社會科學報》：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您如何定義成功的教育?

　　薩爾博格：英國創(chuàng)造力研究專家肯·羅賓遜(Ken Robinson)曾這樣表述過，對個人來說，教育的目的是幫助人們學習周圍世界并發(fā)現自己的內心世界。我非常贊同這一說法。如果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說，成功的教育經得起社會、文化、經濟等角度檢驗，比如從社會意義上來說，教育應該鼓勵學生成為積極熱情的公民;從文化意義上來說，教育應指導學生更好地認識自己國家的文化，而且尊重多樣的別國文化;從經濟角度來看，教育教會學生足夠的知識和技能，使其成為獨立公民。如果教育可以實現在公平和可持續(xù)的社會方式下培養(yǎng)和提高學生這些方面的學習能力，這種教育就是成功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教育公平是可實現的目標嗎?

　　薩爾博格：教育公平是可以通過有計劃的教育和其他社會政策實現的，目前芬蘭和加拿大就是這種情況?？陀^來說，消除家庭背景對個體學生的影響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學校和其他一些公共服務，比如醫(yī)療和針對性的青年政策，幫助由于家庭條件限制很少有機會參與各種活動的孩子也同樣有機會豐富課余生活。不管老師多么優(yōu)秀，單純依靠學校來解決教育公平都是不現實的，畢竟每個孩子家庭背景不同，家庭的影響不可磨滅。所以我們應該提倡一些早期針對性干預項目，盡可能早地為需要幫助的孩子提供援助，這是解決教育公平最重要的一步。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如何看待教育和經濟發(fā)展水平的關系?是教育成就了富裕的國家還是富裕的國家造就了好的教育?

　　薩爾博格：這個問題確實不好回答。從某種程度來說，這兩者自然存在著互相作用的因果關系。高質量的教育會對國家經濟產生積極影響，而充足的國家財富使政府能投入更多資金到教育中來。但是現在有一些研究發(fā)現，如果從傳統的計量方法來看，在發(fā)達國家里，教育和經濟的關系并不是那么密切;反而在相對落后的國家里，教育質量和經濟發(fā)展程度的關聯更加緊密。同時，我們還必須考慮在全球化的經濟結構里，一個國家的經濟發(fā)展受到周邊國家政治和經濟體制的影響可能更加明顯。比如近來歐盟對俄羅斯的一些經濟制裁對芬蘭的影響頗深。換句話說，近五年來芬蘭的經濟下滑跟教育是沒有關系的，盡管芬蘭的教育水平在近年來也有所下降。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能談談目前全球教育改革的一些趨勢嗎?

　　薩爾博格：在我看來，全球各國教育改革主要有五大趨勢。第一，市場化競爭更為普遍。這一趨勢的前提是假設學校為爭奪更好的生源或者入學率，一定會努力提高教學和教育水平。第二，更加嚴格的學校教師責任制。在這一理念的驅使下，學校自主決定教學安排的自由度提高，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教師并未獲得足夠的自由來為學生量身定做教學計劃。第三，對標準測試的依賴程度加深。許多國家都把測試成績看作學校、老師、學生是否成功的試金石。第四，教師行業(yè)和教育系統中，職位的去專業(yè)化趨勢明顯。第五，一個企業(yè)或者非公共組織認為可以用更有效的方式來提高學生表現，所以出現了一些公立學校私有化的現象。

　　除此之外，全球教育改革還包括教學數字化、大數據的課堂應用等內容，另外，國家和國際考試評測所導致的對基本知識技能的重視，也是不容忽視的趨勢之一。

　　盲目照搬芬蘭模式不可行

　　《中國社會科學報》：據了解，芬蘭教育系統是在20世紀50年代根據芬蘭的需求和文化特色設計發(fā)展起來的，所以它的生命力強，專業(yè)度高，但是對于其他國家來說，芬蘭的模式不易模仿。您是怎么看待這一說法的?

　　薩爾博格：事實上，芬蘭的教育發(fā)展遠要比這復雜得多。和其他國家一樣，芬蘭教育受到國家文化特色的影響，但是很多元素和改革還是對其他國家很有借鑒和啟發(fā)意義的。不過很多人來芬蘭學習研究芬蘭教育的時候都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即芬蘭教育的成功并不僅僅是學校的功勞，教育更像是整個社會的計劃，才讓它有了今天的成績。從這個角度來看，芬蘭教育確實不好復制，因為這是整個芬蘭的行為方式決定的，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社會對家庭和孩子的早期支持，以及對于女性從政從商決策的肯定，這些都是芬蘭教育成功的隱性因素?？偠灾?，我不建議其他國家復制芬蘭的教育觀念，不要模仿，應當努力創(chuàng)造出有本國特色的“芬蘭教育”。

　　《中國社會科學報》：不久前，一篇關于芬蘭徹底取消分科制，改為話題研究教學法的文章在中國廣泛傳閱，引起教育學界和家長的普遍關注。一直走在教育方式和理念創(chuàng)新前端的芬蘭是否將取消分科教學，采用“現象教學法”呢?

　　薩爾博格：事實上，芬蘭一直都有項目式教學，這并不是一個新鮮事物。只是現在流行的“話題教學法”或者說“現象教學法”是新出現的詞匯，不過我認為這兩個詞都不合適。另外，真正教學改革的新內容是2016年芬蘭教育部規(guī)定所有學校在國家核心課程教學中至少安排一個學習時間段，讓孩子們可以用全面的、學科交叉的視角去認識事物，而不是單純地按學科學習。所以，我認為這個教學安排應該叫“研究式教學法”或者“問題導向學習法”，這也是教育學里廣泛討論形成的固定說法。但是這只是學期中一段時間內的教學安排，短時間內芬蘭都不會取消分科教學。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芬蘭教育還需要在哪些方面進一步提高呢?

　　薩爾博格：芬蘭教育面臨的挑戰(zhàn)很多，其中三個問題尤為突出。第一，芬蘭教育系統一直因教育公平程度高廣受好評，這也是芬蘭教育成功的強大動力，但是現在公平程度有所滑坡。因此，芬蘭學校需要投入更多的資源來幫助需要早期支持的孩子，以此避免他們日后學習上的不足。第二，現在芬蘭社會面臨的一個大難題是青少年中男孩子的閱讀能力堪憂，所以學校和家長必須通力合作，讓這些孩子擺脫電子產品和電視的影響，重新愛上閱讀。第三，政府和大學需按照新的教育法規(guī)大力支持芬蘭學校更有效地推廣“問題導向學習法”、合作性學習以及項目研究。目前來看，雖然有很多老師愿意接受這些觀念，但是也有很多不接受。所以，為了提高教育水平，我們必須幫助老師提高教學水平。

　　合作才會贏的邏輯

　　《中國社會科學報》：學校應該營造怎樣的學習氛圍呢?競爭性的學習環(huán)境是否會剝奪學生的創(chuàng)造力和創(chuàng)新精神呢?

　　薩爾博格：是的，尤其是學校中教師、學生之間的不健康競爭。這個邏輯很簡單，競爭就會有輸贏，而人們的潛意識都很怕會輸，沒有人想輸。這種恐懼感會讓人為了保持自己的最佳狀態(tài)，不愿分享，也不愿冒險，變得束手束腳，但是沒有冒險也就沒有創(chuàng)造力，道理就是這么簡單。所以我們的想法是盡量延緩，不要太早給學生引入競爭機制。尤其在學前、中小學，更要營造一個沒有競爭的氛圍。但是，學生進大學前，是有入學考試的，競爭也非常激烈。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什么樣的學校才能幫助學生做好準備應對21世紀就業(yè)市場的挑戰(zhàn)呢?

　　薩爾博格：這個問題也很難回答，一般都是每個學校自己去摸索答案，但是有兩個共性的建議可供參考。首先，教育政策應該給各地區(qū)學校、教師更多的信任去尋找最優(yōu)方式，幫助學生準備好應對這個千變萬化的世界。標準化、市場化及公共教育私有化都是反其道而行之，不利于就未知市場制定相應課程，應當引起我們的警惕和注意。

　　其次，大家在考慮正式教育的目的時，通常會陷入這樣一個邏輯，就是我們在為勞動力市場準備“消費者”。所以大家的期待也是這樣一個過程：學生努力達到標準和要求，取得學位文憑，再去找工作。但是當這個轉瞬即變的勞動力市場沒有提供合適的工作，年輕人只好拿著文憑等著雇主出現?，F在，歐洲像這樣的待業(yè)青年有600萬，全世界范圍內有7000萬年輕人沒有工作。這就要求我們轉換思維，重新審視教育的目的。教育應該是為勞動力市場供應更多的工作“創(chuàng)造者”，不是被動的“接受者”，這就意味著年輕人畢業(yè)的時候應該形成這樣一種思維模式：如果我找不到喜歡的工作，那么我就去自己創(chuàng)業(yè)。雖然現在很多國家都在學校課程設置里倡導企業(yè)家精神，但是多數還只是停留在為學生提供信息和基本技能這個層面，而這對于新時期的教育來說還是遠遠不夠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如何看待標準化考試?死記硬背是否有必要呢?

　　薩爾博格：我們當然需要記憶和背誦，但是如果標準化考試是去考察學生是否能夠記住學校教的或是書上寫的，這樣的考試大可不必存在。我不反對標準化考試，但是現在我看到的大多數考試質量很差，出發(fā)點也不對。我們需要好的可以信賴的范式去考察學生的成長情況和學習進展，就像我們需要常規(guī)體檢來關注健康狀況一樣。只不過現在世界上多數國家的考試好像都是以血壓這一個指標來評判一個人的健康程度，這是不對的。所以說，除非學校拿出高質量的評估辦法來考察學生的進步，我還是會繼續(xù)質疑考試濫用。

　　教師選撥要全面細致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曾在英國《衛(wèi)報》(The Guardian)撰文說過，教師的教育設計需要考慮其是否能夠選拔出有能力且有熱情致力于終身教育事業(yè)的人。這個主觀的評價標準如何在實際操作中合理公平地執(zhí)行呢?

　　薩爾博格：這和社會上營造的教師職業(yè)形象有關，還有就是選拔什么樣的學生進入到初級教師培訓項目。教師選拔應該嚴格考核，但不是選考試分數最高的學生，而是選那些真正有才能、有熱情的人來擔任這個職位。而在很多國家情況卻恰恰相反，往往是聰明人才能做教師，然后他們做了幾年教師就改行去做其他“真正的事業(yè)”去了。具體來說，我認為教師選拔應該像藝術生或者音樂特長生選拔那樣全面細致，只有這樣才能找到適合的教師人選。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之前也說過，不鼓勵學校、教師、學生之間的競爭，那么除了個人的熱情外如何確保教師有動力去不斷提高自己呢?

　　薩爾博格：多數情況下，學校就像一個足球隊，校長是教練，教師們是要去贏比賽的隊員。在很多國家，校長和教師之間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關系，教師必須完全按照校長的指示執(zhí)行，沒有太多發(fā)言權。在芬蘭，我們強調弱化教育中的領導力，也就是說校長同時是教練也是隊員。最理想的狀態(tài)應該是在學校的組織結構中，模糊校長和教師之間的分界，鼓勵教師們主動去嘗試新事物，從錯誤中學習，成為更好的教育者。教師們擁有這樣的工作環(huán)境，才能在強烈的教育使命召喚下，把課堂看作挖掘每個孩子最大潛能的地方，切實提高教學水平。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對中國教育有哪些了解呢?您能為提高中國教育水平提些建議嗎?

　　薩爾博格：我多次到訪中國，也擔任北京的一所公立學校咨詢委員會委員，這讓我有機會去了解中國教育的發(fā)展。我知道中國政府希望通過改革給教師和學生更多的自由，這是一個很好的趨勢。我認為中國教育關鍵的問題是要削弱現行考試系統對學生、家長和教師的主導性影響。一旦考試成為教育發(fā)展的決定性因素，我前邊提到的那些事情都將很難實現，比如我們的教育環(huán)境應鼓勵合作而不是競爭。中國教育系統很龐大，我知道有很多優(yōu)秀的學校、教師和領導層，如果能充分發(fā)揮他們的作用，中國未來教育改革可以說受益良多。

　　另外，中國家長很喜歡為孩子報課外輔導班，如果課外課程是學生成功的重要保障，會對實現教育公平造成很大的挑戰(zhàn)。所以說，中國教育應根據實際對學校進行補助，以確保學生考試成績和成長進步不為參與的課外課程數量或質量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