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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的黃金時代似乎已經(jīng)過去。筆者近期對15位中國當代著名作家所作的深度訪談也從側面證明了這一點。當請作家們對作家群體在社會各階層中所處的經(jīng)濟、政治、社會地位進行估計時，他們普遍認為作家處于社會整體結構的中間甚至更低的位置。這與傳統(tǒng)觀點中作家屬于精英階層的印象相悖。據(jù)作家們自己的分析，在以發(fā)達市場經(jīng)濟為主體的多元社會中，文學不處在社會的中心位置實屬正常。在一個開放、成熟的常態(tài)社會中，文學本就不應該引發(fā)20世紀80年代那種全民狂熱。

　　文學不再有轟動效應了。不僅在中國，全世界也大抵如此。也許近期還會出現(xiàn)和《人民的名義》一樣暢銷的小說，也許莫言之后很快又會有中國作家問鼎諾貝爾文學獎，但引起大眾關注的不再是文學本身，而是反腐、諾獎這些熱點話題。在信息爆炸的時代，靠文學博取眼球和點擊量無異于緣木求魚。文學本應具有更重要的社會價值。

　　中國文學自古就重視社會價值。無論是“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還是“文以貫道”“文以載道”，都凸顯了文學的社會價值和公共屬性。在中國古代的儒家士大夫眼里，文學所要載的“道”，一方面固然有三綱五常的封建宗法糟粕，另一方面也有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知識分子品格。摒除掉封建糟粕，這種被李澤厚概括為“關心國事民瘼、積極入世、以天下為己任的儒學傳統(tǒng)”，既是今天我們要傳承和發(fā)展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也是重塑中國文學社會價值的起點。

　　在當代中國，文學的社會價值發(fā)生了深刻的轉型。寫作是為了什么?歷史地看，自上而下的斗爭、規(guī)訓、教化功用逐漸淡化，審美的自我表達、感情的自由抒發(fā)、人性的自覺張揚逐漸成為主流。但這并非意味著寫作只是為了自娛自樂。公共性是文學與生俱來的品格。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說的，文學要“觀照人民的生活、命運、情感，表達人民的心愿、心情、心聲”。在當代中國，寫作要實現(xiàn)用獨特的文字表達自己與為人民而寫作之間的內(nèi)在統(tǒng)一。文學的公共性是二者的結合點。在市場經(jīng)濟的大潮中，如果丟失了公共性，文學不過是一種不那么好的謀生或者娛樂手段而已。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深刻批判有些人“把作品當作追逐利益的‘搖錢樹’，當作感官刺激的‘搖頭丸’;只寫一己悲歡、杯水風波，脫離大眾、脫離現(xiàn)實”，就是忽視公共性的寫作者真實的寫照。

　　文學對社會的影響未必是直接地介入，更有可能是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長期效果。作家們普遍認為，對當下的中國，文學的社會作用比較弱，要想通過文學作品對社會思潮以及各項政策產(chǎn)生影響非常困難。但不少作家對自己的寫作能夠產(chǎn)生長期的、潛在的社會影響持樂觀態(tài)度。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學不是聚光燈，而是遠處的一道微光;作家不是布道者，而是卡夫卡筆下的饑餓藝術家——他們找不到適合自己靈魂的食物，在無人關注的狀態(tài)下也要繼續(xù)饑餓表演。我相信，偉大的作家都是這么想的，也是這么做的。

　　文學照亮了什么?我們的生活在物質(zhì)上前所未有的豐富，在精神上卻可以說是較為貧乏，審美和愛成為一種相對稀缺品。文學不能治愈這個社會的癥結，但可以為我們的世界提供審美和愛的可能性。有一天，我聽到李健唱的一首歌《父親寫的散文詩》，被感動得不斷循環(huán)播放，整整聽了一下午。“知乎”上關于這首歌有一個回答獲得了2000多個贊，其中在談到對原歌詞的改動時說：“簡直就是文學性的改動，以詩和詩的風雅……這種愛讓我們每個人都生出了堅強和勇氣，去面對每個時代自己的不安和困境。”作為一種大眾消費品，流行音樂是這個時代的聚光燈。但艱難的、普通的、無聊的生活只有通過文學的微光，才能抵達我們內(nèi)心深處最柔軟的部位，給我們一種復雜的情感體驗和精神享受。文學就是這樣喚起我們正在喪失的審美和愛的能力?！?/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