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一级视频播放器免费看_日韩精品视频娱乐_黄片不卡_在线人成观看

文章

國家疆域形態(tài)演變及其對邊疆理論的影響

發(fā)稿時間:2017-03-01 15:15:31   來源:學術探索   作者:張健

  作者簡介:張健,云南大學 《思想戰(zhàn)線》編輯部,云南 昆明 650091 張健(1981- ),男,山東青島人,云南大學《思想戰(zhàn)線》編輯部副教授,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博士后流動站駐站研究人員,主要從事民族政治學研究。

  內容提要:國家疆域形態(tài)是邊疆理論產生和發(fā)展的基本前提。疆域的根本屬性是國家屬性,在國家形態(tài)的演變歷程中,主權體制的出現和發(fā)展對疆域形態(tài)的影響是根本性的。從非主權時代到主權時代,再到全球化治理時代,疆域形態(tài)發(fā)生了從單一到多樣,從簡單到復雜的深刻變化。國家疆域形態(tài)的變化,也促使與之相適應的邊疆理論的出現和發(fā)展。以全球化時代為分水嶺,前后的疆域與邊疆形態(tài)存在著巨大的反差,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邊疆理論也發(fā)生了較為明顯的轉變。尤其是對主權框架的沖擊和非領土性邊疆的拓展,是當前邊疆理論構建值得關注的重大問題。

  National territory form is the basic premise of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frontier theory,and state is its fundamental attribute.In the evolution of state form,the appearance and development of sovereignty system has essential influence on the territory form,which has undergone changes from single to multiple,from simple to complex from the time of non-sovereignty to sovereignty and to the global governance era.The change of national territory form has also promoted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rresponding frontier theory.Considering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s a watershed,there is a great contrast in the territory and frontier form before and after this age,along with which occur obvious transformation on frontier theory.In particular,the impact on sovereignty framework and the expansion of non-territorial frontier has become a major issue of current frontier theory which deserves attention.

  關 鍵 詞:疆域形態(tài)/主權體制/全球化/邊疆理論/territory form/sovereignty system/globalization/frontier theory

  國家疆域形態(tài)變化是新的疆域和邊疆理論產生和發(fā)展的基本前提。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國家間關系得到了新的調整,隨著舊的殖民體系瓦解以及主權國家大量出現,國際體系與國際秩序被重新構建。此外,全球化進程加速推進,國家利益開始溢出傳統(tǒng)的領土范圍,逐漸呈現出跨國界覆蓋與交織的態(tài)勢。與此同時,科學技術的大發(fā)展,極大地拓展了人類的活動空間。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國家的疆域形態(tài)發(fā)生了重大轉變,非領土疆域和軟性疆域大量出現,這對邊疆理論的新發(fā)展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

  一、全球化之前的疆域形態(tài)

  “國家并不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政治形態(tài),但卻是人類迄今為止創(chuàng)造的政治形式中最為有效的一種。人類必須以社會的方式生存和發(fā)展,人是社會性的動物。而人類社會要正常的運行并獲得發(fā)展,就離不開國家這樣一種治理形式。”[1]疆域并非一種純粹的自然地理空間,而是由國家占有和控制的空間范圍,因此疆域是同國家聯系在一起的,疆域的根本屬性就是國家屬性。因此國家類型與國家要素的變遷,也必然會引發(fā)疆域形態(tài)的改變。在國家形態(tài)的演變歷程當中,主權體制的出現對疆域形態(tài)的影響是根本性的,直接導致了疆域形態(tài)的變遷。根據主權要素,可以將全球化之前的疆域形態(tài)分為非主權時代和主權時代兩個階段。

  (一)非主權時代的疆域

  作為現代國家最為基本的要素,主權體制并不是自古就有,也絕非伴隨著國家現象的出現而出現的。在近代之前的人類歷史中并無主權的概念,更沒有規(guī)制國家疆域的主權原則。此時的疆域形態(tài)可稱為非主權時代的疆域,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特點。

  首先,疆域范圍的變動性突出。此時的疆域沒有主權框架的限制,“只取決于國家發(fā)展的需要、國家自身的能力、最高統(tǒng)治者的野心,以及當時的歷史條件提供的可能性”。[2]在這樣的過程當中,國家疆域的外部分界線并不明確和固定,而是以變動的方式存在,疆域范圍也隨之拓展或萎縮。當國力強盛,統(tǒng)治者又有開疆拓土的雄心之時,國家的疆域會隨之向外擴張,將大面積的地理空間納入到國家政權統(tǒng)治范圍之內;反之當國勢衰落,疆域往往又向內收縮。在前主權時代,“人類還沒有創(chuàng)建起約束國家行為以及國家對疆域占有的有效規(guī)則。當然,對此時的國家疆域拓展行為,也不適宜于用主權規(guī)則來評判”。[2]

  其次,疆域格局的異質性明顯。在前主權時代,在世界范圍內先后產生過許多形態(tài)各異的疆域規(guī)模龐大的國家。這些國家實體,為實現對龐大疆域的有效治理,往往會將疆域劃分出不同的部分,采取不同的方式加以統(tǒng)治和管理。其中,最為常見方式便是劃分出核心區(qū)和邊緣區(qū)域,也就是內地和邊疆。這兩種區(qū)域在國家疆域構造中的地位也不相同,核心區(qū)往往被視為國家生存和發(fā)展的根本,處于主體地位;而邊緣區(qū)域則經常被看作是拱衛(wèi)核心區(qū)的戰(zhàn)略地帶或者國家攫取財富的來源,因此處于從屬地位。在這樣的條件下,國家疆域的異質性就突出表現為“核心—邊緣”的二分化格局。

  再次,疆域形態(tài)的平面性特征。在前主權時代,國家的疆域主要由陸地和海洋構成,表現為一種平面性的形態(tài)。在國家這種政治形式產生的早期,根據所在的自然環(huán)境和主要的生產方式,可分為三種基本類型,即農業(yè)文明的國家、牧業(yè)文明的國家和海洋文明的國家。前兩種類型的國家,以陸地范圍為主要活動空間,總體上缺乏海洋意識。而海洋文明的國家,出于生產與貿易的需要,較早地形成了對海洋空間控制和利用的觀念。然而就國家權力的占有和控制這一層面來看,即便是海洋文明國家也沒有真正地將海洋空間納入到國家疆域的范疇。在《理想國》一書中,柏拉圖曾對城邦國家的地理位置做過論述,在其看來國家及其居民的活動空間應限制在陸地范圍(主要是島嶼),而盡量少地從事海洋性活動。[3](P6)對于早期的海洋文明國家而言,“沿海國家的海上往來更多的是一種維持生計的被迫舉動。而對于國家,海洋既是維護自身安全的天然屏障,也是邊疆繼續(xù)拓展的天然界限”。[4]

  (二)主權時代的疆域

  在人類政治文明的發(fā)展進程中,主權體制最早產生西歐的王朝國家時代。它先是由布丹提出的,后來又經過了格勞秀斯等人的系統(tǒng)論述。在實際的國際政治中,主權體制是通過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亞體系被正式確立為處理歐洲國家間疆域爭端的基本原則。此后,民族國家時代的到來,照樣也繼承并鞏固了主權原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主權體制逐漸擴散到全世界,成為國際關系中一項重要原則。隨著主權原則的逐漸形成,國家這種政治形式首次獲得了一種以主權進行地理空間治理的方式,國際社會也漸進形成以主權體制作為處理國際關系特別是疆域爭端的準則。這樣,國家疆域形態(tài)的演變進程進入了主權階段,這樣的疆域形態(tài)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第一,國家疆域的主權化。“在國家主權確立以后,國家的疆域就轉變成為主權管轄的范圍,從而實現了國家疆域的主權化。這樣一個由國家主權管轄的范圍,便是國家的領土。”[5]此后,國家的疆域便以領土的形態(tài)存在,并處于主權框架的管轄保護之下。領土范圍是由主權國家通過條約確定的邊界圍合而成,國與國之間以邊界的方式確立各自疆域范圍。同非領土性疆域相比,領土疆域的范圍更加清晰和穩(wěn)定。一方面,邊界的劃定方式要比以往的疆域界線更為精準和清晰。主權國家的邊界主要有三種類型,即自然邊界、幾何邊界和人文地理邊界①,而無論何種邊界類型,在國家版圖上都是以“線”的形式存在的。這樣,“人為的線條狀邊界取代了自然的平面狀邊界”[4]。另一方面,主權國家間通過邊界談判并訂立條約的方式確定領土的范圍。對于主權國家之間的關系,德國學者烏爾里希·貝克曾指出,“主權國家之間的關系可以成為國際協議與國際法的對象,但是國際協議與國際法要產生效力,則必須得到各個國家的同意”。[6](P12)這樣一來,邊界和領土范圍就因為國際協議和國際法的保障,而獲得了較強的穩(wěn)定性。

  第二,國家疆域的整體化。在主權時代,國家將占有和控制的地理空間范圍視為國家的領土。在國家的疆域范圍內,無論是核心區(qū)域還是邊緣區(qū)域都是國家領土中不可分割的部分。當然,國家疆域不同部分之間必然會存在一定差異,尤其是內地和邊疆之間的差異可能還十分突出,但是就都屬于國家領土并且都處于國家主權管轄之下這一根本性的屬性而言,國家疆域是整體性的。主權體制所帶來的疆域整體化,在民族國家時代表現得更加明顯。民族國家人民性、民族性[7]的基本特征,進一步確立了人民和國族對國家領土的所有權,愈發(fā)強化了國家疆域的整體性。

  第三,國家疆域的立體化。如果說前主權時代,國家疆域是以平面性的形態(tài)存在的話,那么在進入主權國家時代以后,國家疆域逐步實現了立體化。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科技特別是交通技術的進步,人類的活動區(qū)域逐漸從陸地拓展到了海洋和天空。出于國家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的考慮,國家力量也開始延伸到這些空間領域。隨著對這些空間爭奪的日趨激烈,為協調各國利益主張,主權體制逐步被引入到海洋、空中的空間范圍,并由此產生了領海、領空的疆域形態(tài)。國家疆域的范圍在這個意義上也得到擴大,并由陸海二維的平面形態(tài)轉向了陸海空三維的立體形態(tài)。

  二、全球化時代的疆域形態(tài)

  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浪潮發(fā)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并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得到充分凸顯。在這個過程中,布雷頓森林體系等制度機制的創(chuàng)設以及聯合國的成立,將全球各個國家和地區(qū)在經濟和政治上緊密聯系在一起,在根本上推動了世界經濟一體化與全球化的進一步發(fā)展。[8]在冷戰(zhàn)結束以后,全球化進程得以加速推進,并成為影響當今國際社會和各國發(fā)展最為重要的力量。在全球化巨大影響之下,國家的疆域形態(tài)以及國家控制地理空間的方式都發(fā)生了重大轉變。

  首先,各國的利益已經大大超越其領土范圍,并彼此交織在一起。自20世紀后半期以來,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推進,發(fā)達國家的國家利益日漸超越本土,開始向全世界蔓延。但是,在當今由民族國家構成的世界體系下,這些國家再也不能肆意將主權管轄下的疆域范圍無限制地向外擴張了,國家利益和固有主權領土之間便產生了矛盾關系。此外,在全球化的沖擊之下,民族國家的主權體制在經濟、信息、環(huán)境等多重領域中所發(fā)揮的作用日顯乏力,“主權逐漸失去了昔日的輝煌和尊嚴,主權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已經大不如前”。[5]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主權體制的疲軟與超主權的國際規(guī)則開始顯現。這樣一來,為維護自身的利益,國家的活動范圍必然需要超出主權和領土限制,轉而采取新的政治行為在全世界范圍內去謀求發(fā)展。

  其次,有限的地理空間與無限的利益追求,這二者之間的矛盾帶來了“國家擁擠”現象。②二戰(zhàn)以后,帝國主義的殖民體系在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浪潮下土崩瓦解,新興的民族國家迅速涌現。190余個擁有獨立主權的國家,其領土形態(tài)的疆域業(yè)已基本劃定。如此眾多的主權國家,都在謀求各自的國家利益。通過邊界形式圈定的領土范圍顯然無法滿足國家利益的無限發(fā)展,而現有的人類活動的地理空間也無法滿足各國通過硬性占有的方式拓展疆域的需要。如此一來,“國家擁擠”的現象必將導致國家間的政治地理空間關系更為復雜和緊張。面對這個問題,全球或地區(qū)范圍內國家間或者通過邊疆爭奪、邊疆戰(zhàn)爭的方式來實現主權領土訴求,或者通過迅速占有新的地理空間的方式來緩解國家發(fā)展對已有空間的壓力。

  再次,新的科學技術革命進一步拓展了人類活動空間。在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空間技術和海洋技術等高新科學技術不斷發(fā)展的背景下,人類的活動范圍不僅從傳統(tǒng)的陸地、海洋、空中拓展到底土、深海、太空等空間領域,還開拓出了諸如互聯網的虛擬空間。這些新的空間領域,一方面蘊藏著國家長遠發(fā)展的潛在資源,另一方面也為維護既有的國家利益提供了新的維度。正因如此,世界各國紛紛投入大量精力發(fā)展高新科技,開拓和控制更大地理空間,儼然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了新的“圈地運動”。當國家的利益、國家的力量延伸和滲透到這些新的空間,并形成有效的治理,就賦予了這些空間政治屬性或國家屬性,也就形成了新形態(tài)的國家疆域。

  最后,全球化時代的反全球化運動也對國家的空間概念產生了較大的刺激作用。全球化浪潮在將世界各國凝聚成一個新的共同體的同時,也帶來了兩個飽受詬病的后果。一是,全球化對國家特性的消解。對此,時下有種說法叫作“世界是平的”,意指全球化使得世界變得平坦化,其實質是強勢的西方文明對其他地區(qū)產生的巨大影響,是一個西方化的過程。二是,全球化也將局部問題擴大化,使之容易蔓延成為世界性的問題。這個現象不僅停留在經濟領域,還表現在政治問題、環(huán)境問題、人口問題、信息安全問題和文化問題等多個方面。正是因為全球化帶來的這些弊端,導致全球化進程也伴隨著反全球化運動。

  以上這些因素,在全球化時代相互激蕩、相互作用,對國家疆域形態(tài)的演變產生了綜合性的影響。在這樣的影響之下,一些新的疆域形態(tài)和疆域概念逐漸浮出水面。其中戰(zhàn)略邊疆、利益邊疆、信息邊疆等疆域理論的提出引發(fā)了極大關注,并且逐漸凸顯為重要的疆域形態(tài)。如果說傳統(tǒng)的領陸、領海和領空是“主權疆域”的話,這些新形態(tài)的疆域則可稱為“超主權疆域”,其對于國家發(fā)展的意義日益重要。當然,“這樣的超主權疆域,并不是對主權性疆域的否定和排斥,它是在主權性疆域的基礎上形成的,是對主權性疆域的補充”[2]。

  同全球化之前的疆域形態(tài)相比,全球化時代形成的這種超主權疆域的存在形式有以下幾個基本特征:一是,新形態(tài)疆域的構建是以國家利益為主要依據的。無論是戰(zhàn)略邊疆、利益邊疆、高邊疆、底土邊疆還是在虛擬空間構建的信息邊疆、文化邊疆,或是在地球公地上割據的超主權疆域,無一不是服務于國家的利益和國家的發(fā)展。二是,新形態(tài)疆域的范圍并不固定。同前主權時代的國家疆域相似的是,新的疆域形態(tài)并沒有形成一套主權框架,也尚未在國際關系上形成較為成熟的約束機制。因此新形態(tài)疆域范圍的大小,主要取決于國家的實力和國家的利益。三是,新形態(tài)疆域以多樣性的形式存在。既有實體疆域,又有虛擬疆域;既有硬性疆域,又有軟性疆域。當然,盡管全球化時代的新形態(tài)疆域有其不同以往的特征,但是其根本屬性依然是國家屬性,是國家占有和控制的空間范圍。

  三、疆域形態(tài)變化對邊疆理論的影響

  邊疆理論是在一定的疆域形態(tài)下產生的,是對特定疆域與邊疆現實的一種系統(tǒng)性、邏輯性的理性認識。因此,國家疆域和邊疆形態(tài)發(fā)生變化,也自然會刺激與之相適應的邊疆理論的出現。以全球化時代為分水嶺,前后的疆域與邊疆形態(tài)存在著巨大的反差,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邊疆理論也發(fā)生了較為明顯的轉變。

  第一,邊疆及邊疆理論更加受到重視。歷史上,邊疆曾呈現出多重屬性,如政治性、文化性、地理性、經濟性和戰(zhàn)略性。但是作為國家占有和控制的一個空間領域,邊疆的根本屬性就是政治地理空間性。冷戰(zhàn)以后,兩大陣營對壘的國際格局解構,和平與發(fā)展成為時代的主題。各國在相對和平的國際環(huán)境下,為實現國家利益和國家發(fā)展,無不在努力尋求發(fā)展空間。在主權體制下,以“先占”、“征服”、“割讓”、“時效”等方式獲得國家疆域的方式已經變得不太可能。此時,擺在各國面前的大概有兩種選擇:一是在主權體制以外拓展新的空間領域;二是重新規(guī)劃整合國家的國土空間。海外利益較大、軟硬實力均較強勢的國家往往以第一種方式,在領土之外拓展國家的疆域和邊疆;而另外一些國家則選擇了大規(guī)模地開發(fā)建設具有發(fā)展?jié)撃艿念I土內的邊疆地帶。然而無論做出怎樣的選擇,都必然要更加重視邊疆及邊疆理論。雖然有些時候,各國對于政治地理空間的觀念和治理實踐,并不以“邊疆”的字眼來表示,但從其基本思路和邏輯上來看仍舊屬于邊疆和邊疆理論的范疇。

  第二,邊疆理論努力適應全球化時代。冷戰(zhàn)時期,受到兩極格局的制約,全球化的進程相對緩慢。大部分國家的利益還主要存在于領土空間之內,受到國家主權的維護和保障。國家的邊疆理論和邊疆戰(zhàn)略也由此局限在領土性邊疆層面,正如于沛所言,“直至20世紀80年代末,大多數國家的生存與發(fā)展利益仍基本局限于本土疆域之內,軍事戰(zhàn)略普遍奠基于地理邊疆之上”。[9]冷戰(zhàn)結束后,國際社會真正進入了“經濟和文化方面交流的不可抗拒、不可扭轉的全球化”。[10](P1)為適應全球化時代的要求,邊疆理論不斷得到調整和擴充,利益邊疆、政治邊疆、文化邊疆、經濟邊疆、信息邊疆、戰(zhàn)略邊疆等邊疆新概念紛紛出現。從這些邊疆理論和邊疆概念的創(chuàng)制邏輯和創(chuàng)制目的來看,大抵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要在全球范圍內拓展自己的利益和勢力范圍,這是一種外向型的邊疆理論;二是要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構筑自己的利益防線和安全防線,這是一種帶有防御目的的內向型的邊疆理論。面對全球化的滾滾浪潮,那些想在國際格局中謀求或維持大國地位的國家,大都選擇了第一種邊疆理論。

  第三,邊疆理論努力適應新的空間領域。近年來,邊疆的范疇不僅從領土性空間拓展到了非領土性空間,還從有形空間拓展到無形空間,從實體空間拓展到了虛擬空間。而有關邊疆的理論研究,也隨之日漸多樣化和豐富化。除了與全球化相關的利益邊疆、戰(zhàn)略邊疆、文化邊疆、經濟邊疆等邊疆概念外,適應新科技革命下的新空間領域的邊疆理論的構建也提上日程。國家形態(tài)及疆域范式的變遷導致了邊疆形態(tài)日益多樣化,從現實的情況來看,以下幾種形態(tài)邊疆在國家安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陸地邊疆自古以來就是拱衛(wèi)腹地的安全地帶;海洋邊疆則為保衛(wèi)沿海地區(qū)提供了戰(zhàn)略縱深;空中邊疆可在地緣政治上形成“制空權”,從而在現代的國土防御中起到關鍵作用;高邊疆、底土邊疆的維系,也越來越凸顯出潛在的國防價值。此外,作為陸疆、海疆、空疆、高邊疆之外的“第五邊疆”,信息邊疆在維系國家信息安全中的作用也日漸得到重視,甚至有學者指出“誰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網絡,誰就能控制世界”。[11](P13)其實,即便是利益邊疆、戰(zhàn)略邊疆也無不在保障國家安全,尤其是非傳統(tǒng)安全中產生全局性的影響。

  第四,傳統(tǒng)的地緣政治理論的復興與發(fā)展。在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帶來的巨大災難之后,世界范圍內普遍形成了一種反對國家疆域擴張的思潮。作為與國家疆域理論直接相關的地緣政治理論也飽受詬病,甚至被視為替納粹主義服務的侵略理論。冷戰(zhàn)以后,隨著兩極格局的解體,束縛在國家身上的枷鎖被打開了。西方各國為謀求自身的發(fā)展空間,又再次轉向了曾被唾棄的地緣政治理論。尤其是德國學者,對于濫觴于其國家的地緣政治學理論進行徹底地辯護與反思。他們指出,地緣政治學的根本理論邏輯是“地理決定論”,自地緣政治學鼻祖拉采爾開始,地緣政治學者就堅稱,“國家強大的原因在于其地理基礎與自然環(huán)境特性,而勿論其屬于哪個種族”[12],“歷史的進程及大國的興衰本質上是空間決定而不是人所決定”[13](P48),這從本質上將地緣政治學理論同納粹主義的種族理論區(qū)別開來了。

  “理論作為一種系統(tǒng)化、邏輯性的理性認識,既是現實發(fā)展的產物,也是對現實不滿的一種反映。”[4]面對全球化時代疆域及邊疆形態(tài)的轉變,傳統(tǒng)的邊疆理論產生了描述性和解釋性的困境,因此開始發(fā)生調整和重構。一種超主權的邊疆理論開始產生,這一理論不僅關注領土空間內的邊疆,還關注非領土性的邊疆。這種邊疆理論迎合了全球化時代國家利益外溢以及國家急需新的發(fā)展空間的需要,主動將更寬泛的空間概念引入到邊疆理論當中,③從而形成了一種開放性的理論體系。此外,新的邊疆理論還試圖構建一種非主權性的疆域治理工具,進而為國家疆域的拓展和維護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撐。但即使“在全球化時代,雖然民族的形態(tài)變得越來越豐富,國家的形態(tài)也因為受到深刻的影響而不斷在改變,但人類社會仍然需要通過國家來治理,近年來逐漸凸顯的全球治理也要通過國家治理才能實現。”[1]對于邊疆理論而言,其最為根本之處在于牢牢把握住邊疆的國家屬性,將邊疆視為國家疆域的邊緣部分,將邊疆視為國家占有和控制的一個政治地理空間。因此,無論邊疆理論如何發(fā)展,其根本的國家屬性和國家視角不會發(fā)生變化。

  注釋:

 ?、訇P于這三種邊界的界定,參見陳振華編:《核心利益之領土主權》,測繪出版社2013年版,第188頁。

 ?、陉P于“國家擁擠”的相關論述可參見周平:“邊疆在國家發(fā)展中的意義”,《思想戰(zhàn)線》2013年第2期。

  ③如底土邊疆、高邊疆、信息邊疆等邊疆理論,正是將空間概念與邊疆概念嫁接而形成的。

  參考文獻:

  [1]周平.全球化時代的民族與國家[J].學術探索,2013,(10).

  [2]周平.論邊疆的國家屬性——我國邊疆若干基本問題析論[J].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14,(6).

  [3]王恩涌.政治地理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4]張健.國家視域中邊疆與邊疆觀念的演變:內涵、形態(tài)與界限[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1).

  [5]周平.全球化時代的疆域與邊疆[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4,(3).

  [6]烏·貝克,哈貝馬斯,等.全球化與政治[M].王學東,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7]周平.對民族國家的再認識[J].政治學研究,2009,(4).

  [8]徐藍.試論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國際秩序的建立與發(fā)展[J].世界歷史,2003,(6).

  [9]于沛.從地理邊疆到“利益邊疆”——冷戰(zhàn)結束以來西方邊疆理論的演變[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5,(2).

  [10]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11]黃立軍.信息邊疆[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

  [12]葛漢文.“退向未來”:冷戰(zhàn)后德國地緣政治思想芻議[J].歐洲研究.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