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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至今日，絕大部分人(不管來自哪里，具有怎樣的文化背景，或?qū)?ldquo;伊斯蘭國”及伊斯蘭極端主義抱有何種立場)想必都會認可這樣一個明顯的事實——曾在中東核心地區(qū)不可一世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正在快速走向衰亡。在伊拉克，面對伊拉克軍隊的持續(xù)進攻，“伊斯蘭國”丟失最后的主要城市摩蘇爾只是時間問題;在敘利亞，由于俄軍的強力火力支援，敘政府軍的軍事行動順利推進，在2016年年底完全拿下了北部重鎮(zhèn)阿勒頗，“伊斯蘭國”和“勝利陣線”(可以視為低配版的“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則損兵折將(包括幾個著名“網(wǎng)紅”在內(nèi)的重要頭目相繼被“斬首”)、連續(xù)失地，其在敘利亞的大本營拉卡已處于包圍之中，頗有危如累卵之勢。雖然“伊斯蘭國”在相當不利的形勢下仍能組織起一些取得成效的反撲，如從敘政府軍手中重新奪回中部古城巴爾米拉，但這些反撲攻勢歸根結(jié)底只是杯水車薪，難以從根本上扭轉(zhuǎn)其每況愈下的戰(zhàn)局。在相對遠離中東中心地帶的利比亞，政府軍也于去年12月從“伊斯蘭國”手中奪回北部港口城市蘇爾特，使其喪失全部固定控制區(qū)。概而言之，作為政權形式而存在的“伊斯蘭國”已經(jīng)不可能逃脫滅亡的命運，中東的地緣政治博弈當然會一直持續(xù)下去，但“伊斯蘭國”顯然已經(jīng)快從主要“玩家”的陣營中出局了。

　　就現(xiàn)在看來，“伊斯蘭國”的軍事實力和組織能力并不像早先一些分析人士(很多還來自西方智庫)描述的那么強大，在沒有較強外部勢力介入的情況下，其戰(zhàn)場表現(xiàn)相對于多年鎮(zhèn)暴、精疲力竭的敘利亞政府軍和腐敗叢生、士氣低落的伊拉克軍隊似乎可圈可點;但在美、俄等世界強國軍事介入后——相較于美國軍事行動所帶有的“面子工程”色彩，俄軍敘利亞巴沙爾政權的支持顯然更為賣力，但兩大國誰在打擊“伊斯蘭國”行動中功勞更大不是本文關注的重點——伊斯蘭國的戰(zhàn)場優(yōu)勢即開始迅速喪失，最終落到了今天積重難返的田地，在這一點上，“伊斯蘭國”并沒有比薩達姆、卡扎菲、塔利班政權和“基地”組織表現(xiàn)出更強的反抗能力。

　　所以，真正應該引起人們思考的，不是“伊斯蘭國”的戰(zhàn)術、軍事能力和政權組織特點，而是這樣一個極端、暴力、魚龍混雜且沒有任何先進理論作為指導思想的偽裝成國家形態(tài)的武裝集團(西方語境常稱之為“偽國家”，“ pseudo - state”)，為什么能讓幾乎整個伊斯蘭世界乃至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大批穆斯林青年(當然也包括一些持有極端立場的非穆斯林人士)趨之若鶩，“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概言之，“伊斯蘭國”所具有的三個性質(zhì)可以作為這個問題比較好的解答:第一是“反抗性”，“伊斯蘭國”的上層人物和宣傳機器一直不遺余力地把“伊斯蘭國”宣揚為“正義的反抗者”，它既反抗巴沙爾·阿薩德這樣的伊斯蘭世界獨裁者，反抗什葉派“異端”對遜尼派教眾的排斥，也反抗非伊斯蘭世界對伊斯蘭世界的壓迫，而在美歐等以基督教思想為基石的西方國家，穆斯林青年往往難以真正融入主流社會，他們常因被視為“他者”而感到憤懣不平，“伊斯蘭國”宣揚的“反抗精神”正回應了他們發(fā)自心底的抗爭訴求;第二是“流行性”，與其前輩“基地”組織一樣，“伊斯蘭國”的宣傳者擅長利用 facebook、 youtube等新興社交媒體，他們既熟悉年輕人的喜好和交流方式，也深諳新媒體傳播學原理，像展示割喉、斬首、集體處決等反人類行徑，雖讓人們對其殘酷的作風咋舌，但也起到了抓人眼球的突出媒體宣傳效果，同時，青年又是一個容易互相影響、躁動跟風的群體，這在一定時期內(nèi)就形成了參加“伊斯蘭國”是一種時尚行為的輿論環(huán)境，在“不明真相”情況下加入“伊斯蘭國”的年輕人并不在少數(shù);第三是“宏大性”，在某些方面，“伊斯蘭國”的思想體系顯然比基地組織更加保守——如“基地”組織尚且呼吁伊斯蘭世界不同教派的團結(jié)，而“伊斯蘭國”則具有更強烈的遜尼派原教旨主義色彩，對什葉派采取敵視態(tài)度，但其在宏大敘事的構(gòu)建上卻是相當成功的，巴格達迪從一開始就宣稱并不滿足立國于中東，

　　而是要建立一個地跨亞歐的“大哈里發(fā)帝國”,這一目標的潛臺詞實際上就是伊斯蘭世界的聯(lián)合，以及伊斯蘭世界對非伊斯蘭世界所制定世界秩序的全面反抗(通過其定義的“進攻性圣戰(zhàn)”來實現(xiàn))，這種宏大的敘事手法為其參與者描繪出遙遠而美好的圖景，讓他們相信自已是處于一項偉大事業(yè)的過程之中，從而獲得更強烈的戰(zhàn)斗熱情，同時也變得更加狂熱。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眾多穆斯林青年對“伊斯蘭國”表現(xiàn)出的興趣和向往，從根本上說是因為他們對現(xiàn)有社會體系的深刻不滿，無論是西方國家，還是伊斯蘭國家，生活在這些國家的穆斯林青年普遍感到迷茫、憤怒，他們想擁抱西方的先進文化，但又為自己的穆斯林身份所困;他們想回歸伊斯蘭式的生活，又發(fā)現(xiàn)自己對伊斯蘭文化的真正傳統(tǒng)知之甚少。持久的挫敗感和疏離感讓他們既看不到個人在未來的發(fā)展方向，也對作為一個集合體的穆斯林群體的發(fā)展道路感到悲觀。憤怒和仇恨總要找到發(fā)泄的渠道，就像青春期的年輕人總需要愛情，愛情不只帶來歡愉，也會帶來苦澀和失落。對于充滿憤怒、迷茫的伊斯蘭世界年輕人，“伊斯蘭國”的出現(xiàn)正好起到了如愛情一般的致幻作用。這些生活并不如意的年輕人以為加入了“伊斯蘭國”就是投入解放伊斯蘭世界的“圣戰(zhàn)”，找回自己的身份認同和人生價值，最終成為英雄般的殉教者，在天堂中獲得永遠的幸福。然而，一切構(gòu)筑在虛像之上的壯美圖景終究都會化為泡影，一個建立在落后意識形態(tài)之上卻想從根本上顛覆國際體系的組織最終自然也只有失敗一途，“伊斯蘭國”為這些年輕人帶來的不是勝利、榮耀和尊嚴，而是只有死亡。

　　有名言曰:“愛情是一場游戲，開始容易，結(jié)束很難。”( Love is a game, Easy to start,Hard to finish.)一場虛幻的愛情總會醒來，但要抹平一切痕跡卻不容易。同樣，“伊斯蘭國”的滅亡固然不可逆轉(zhuǎn)，但其影響并不會在短時間內(nèi)消失無蹤。一方面，戰(zhàn)場失利、喪失大片控制地區(qū)的“伊斯蘭國”正從“偽國家”向傳統(tǒng)恐怖組織回歸，組織成員通過發(fā)動更多的血腥恐怖襲擊來“刷存在”，其行兇的地點遍布敘利亞、伊拉克、也門、土耳其、埃及乃至法、德等歐洲國家，既是報復，也是向世人宣示該組織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更為關鍵的問題在于，即使實體被削弱或消滅，“伊斯蘭國”的“思想殘留”仍能夠持續(xù)發(fā)酵，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和新興社交媒體等平臺，其宣揚的極端主義思想仍在影響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青年，這些青年不會再前往中東參加“伊斯蘭國”，甚至不會和任何極端組織進行實質(zhì)性的聯(lián)系，但他們卻可能毫無憐憫和猶豫地實施“獨狼”式恐怖襲擊，他們原先的朋友和鄰居，可能就是每一場新恐襲的犧牲者。可以說，只要伊斯蘭世界不能從總體上的憤怒狀態(tài)中解脫，“伊斯蘭國”的“幽靈”，就將長期在全球各國徘徊，沒有哪個主要國家能夠獨善其身。

　　從本質(zhì)上說，伊斯蘭文明圈的普遍憤怒源自于伊斯蘭世界與非伊斯蘭世界間的“不調(diào)適性”，一方面隨著現(xiàn)代化風潮對各種傳統(tǒng)文化的消解和吞噬，穆斯林社會不得不承受來自外部世界越來越大的壓力，另一方面伊斯蘭世界于國際體系中又在遭受不斷被邊緣化的命運，特別是進入后冷戰(zhàn)時期，在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正在成為“自我實現(xiàn)的預言”這一大背景下，伊斯蘭世界與非伊斯蘭世界的摩擦進一步加劇，全球化的到來雖然擴大了不同國家和文化間的交流，但也增加了新的矛盾和沖突點，伊斯蘭世界的“異質(zhì)”色彩和“他者”身份在全球化時代反而顯得更加突出。當前伊斯蘭世界出現(xiàn)的極端化意識形態(tài)和恐怖主義浪潮，實際是這種“不調(diào)適性”不斷深化的一個必然結(jié)果，在其他變革道路被堵死的情況下，一些伊斯蘭主義者認為只有訴諸于暴力、流血和排他性的手段才能解決伊斯蘭世界面臨的內(nèi)外部危機，把這一路線發(fā)展到極致的，就是“伊斯蘭國”。然而，事實證明，“伊斯蘭國”的所作所為不僅沒有讓穆斯林從“卡菲勒”(不信教者)的“壓迫”下獲得解放，反而進一步污名化了伊斯蘭文明的內(nèi)涵，增加了外界對穆斯林群體的不安和敵意，在很大程度上更加惡化了全球穆斯林的生存狀態(tài)(近期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特朗普試圖推行的“限穆令”)。在實現(xiàn)伊斯蘭世界“解放”這一目標上，納賽爾沒有成功，薩達姆和卡扎菲沒有成功，哈桑·班納和賽義德·庫特卜沒有成功，本·拉登和扎瓦赫里沒有成功，巴格達迪則更不可能成功。謬誤的思想不可能催生正確的路線,從一開始就走在偏激、仇恨和報復之路上的“伊斯蘭國”，歸根到底只是一個以美妙的憧憬為開端、為其參加者帶來了短暫幸福感但終究不會有任何結(jié)果的虛假“愛情故事”。